| 1978：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改稿的作家们 |
| 2010-02-12 作者： |
1978年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和里程碑意义的年份。《革命时代的私人记忆》是葛剑雄、吴思、何方等民间人士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回顾、审视和记述，其中有追忆故人，也有感怀自身，以及关于吃饭、思想、命运的变奏等等，在微观层面展示了我国一个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断面，发人深省。本文作者为舒新宇。
向继东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
躁动的作家们
1978年6月24日，我从湘西来到北京，住进中国青年出版社那栋米黄色的创作小楼，修改书稿。这一住就是三个多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才离开北京。三十年过去了，回首当年，往事历历在目。
中国青年出版社“文革”前曾因出版“三红一史”(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享誉文坛，在出版界独占鳌头。该社地处北京市中心东四十二条，是由两座小四合院联通而成的。一进门，就是一栋米黄色的两层创作小楼，楼下住着上海作家峻青和大名鼎鼎的陕西作家柳青。姚雪垠因《李自成》第一卷受到毛泽东赞誉而享受特别礼遇，出版社给他在社外安排了一套住房，他的助手俞汝捷则住在出版社进门的一间平房里。楼上共有6间客房，住着云南作家彭荆风一家、广东作家李克异一家、安徽作家公刘、河北女作家刘真、天津作家王道生一家、辽宁作家杨大群。
那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高层正在博弈，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不断，各种小道消息频传。在食堂吃饭时，作家们很少谈创作，大家热衷于传递各自听来的小道消息。作家们的生死存亡，也是大家中心的话题，哪怕一个作家回京，一部电影开禁，一首老歌重唱，都使我们兴奋不已。坏的消息却令人愤愤不平、忧心如焚。那时伙食差，又没有多少油水，一斤粮票只能买2两细粮，早餐的稀饭仅是几颗米粒和一碗清水。为了保存能量，以便熬夜改稿，晚饭后我们很少去街上散步，吃完饭就到房里去，躺在床上继续谈论各种小道消息和时局的微妙变化。尽管夏天天气很热，又没有电扇，大家都是以杂志当扇，有的干脆光着膀子，赤膊上阵。
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看“内部参考电影”，所谓“内部参考电影”就是当时没有开禁的国内外影片。每到周末，书稿的责任编辑就给我们送电影票来了，晚饭后统一坐车去八一电影制片厂试片室看电影。每次观看时，我总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因为这些影片在“文革”中都被打成反动影片，尚未平反。有一次，到北京市委礼堂看法国影片《红与黑》，银幕上出现于连和市长夫人接吻的画面时，全场鸦雀无声。我本能地觉得有人在监视似的，不由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每次观看“内部参考电影”，实在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每次看完电影回来，大家都会发表观感，热烈评论一番。有次看印度的《流浪者》，除我是头一次看到，他们早在50年代就看过了。经历“文革”浩劫后重看这部影片，作家们都用“震撼人心”、“催人泪下”来评价。大家都说应该呼吁解禁《流浪者》，在全国公开放映。
与彭荆风、王蒙相遇
我住在靠近楼梯口的第一间。几天后，曾以电影《芦笙恋歌》和《边寨烽火》享誉文坛的部队作家彭荆风，带着21岁的女儿彭鸽子从云南来到了中青社，他是来修改长篇小说《鹿衔草》的。这部反映云南苦聪人生活的小说，“文革”中被作为毒草受到批判，这次中青社准备重新出版。没有房间了，父女俩只好和我同住一间房。
彭荆风也不介意，他从街上买来一块蓝布，穿上几根线条，再在两张床之间拉上一根铁丝，晚上入睡时便把蓝布挂上，隔成两个空间，他和女儿睡一张床。彭荆风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坐了7年牢。妻子忍受不了苦难，离他而去，他和女儿相依为命。正是女儿给了他生存的希望。被剥夺了22年创作权的他刚刚在《光明日报》发表小说《驿路梨花》，在全国引起轰动，后来该小说被编入中学语文教材。那时，他虽然有了创作的自由，但政治上并没有平反，仍是戴罪之身。
彭荆风安顿下来后，就四处打电话联系，从第二天开始，吃了早饭就去拜访文艺界的老领导、老朋友、老战友。每次回来，一进房门就兴奋地告诉我:“小舒，我今日见到了冯牧！”“小舒，我今日见到了陈荒煤！”“小舒，我今日见到了夏衍！”那种重获解放的欣喜之情、重逢之情跃然眉梢。他还悄悄地告诉我，很多作家、很多作品、很多电影都要平反解禁……
整个招待所只有一部公用电话，设在二楼楼梯口，靠近我的房间。在那里改稿的，我年龄最小，接电话喊人自然成了我的职责，一天到晚我要不停地接电话，不停地喊人。找彭荆风的电话特别多，几个电话多的作家几次向我表示歉意。这虽然影响了我改稿，我却乐此不疲。彭荆风知道我要去采访沈从文，他写了一封信托我转交沈老，还特地从出版社资料室找到一本《黑凤集》来读，说是沈老以他夫人为模特写的一本小说集，嘱咐我注意沈老的夫人是不是还健在。几年后，他在《羊城晚报》发了一篇文章，特地记述了托我给沈老带信这件事。
一天早饭后，彭荆风正要出门，我接了一个电话，说是要来看望他。半个小时后，便来了一个人，单单瘦瘦，脸色黑黄，头发凌乱。两人一见面，彼此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你还活着！”在床沿上坐下后，来人便说:“我才从新疆回来，刚在《人民文学》发了一篇小说。”彭荆风说:“我看了，《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题目怎么搞得那么长？”来人便呵呵笑道:“我就是要搞得怪怪的。”为了方便他们谈话，我有意离开，到街上转了一圈。等我回去时，那人已经走了。这时彭荆风对我说:“刚才来的这个人是王蒙……”王蒙？这个名字当时对我来说十分陌生，我“哦”了一声，并不在意。没想到，这个其貌不扬、有点邋遢的人，后来竟然当上了文化部长。
姚依林的妹夫李克异
彭荆风到的那天，住在我对门的李克异手摇蒲扇，特地到我们房间来坐。李克异一见彭荆风，就轻轻唱起了《芦笙恋歌》里的主题歌《婚誓》，彭荆风笑着说:“你还唱，都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情调。”身材矮胖、脸盘圆圆、为人憨厚的李克异呵呵笑道:“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不要恋爱结婚啦？”彭荆风就说:“你看那八个样板戏里有谁恋爱结婚了？”两人会心大笑。
58岁的李克异比我迟来几天。他是全家进京，夫人姚锦、17岁的女儿李媛媛、12岁的小儿子都来了，陪同他来修改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李克异夫妇都是珠江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的委员，一家4口挤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客房里，女儿和儿子只好打地铺。天气闷热，关上房门更是酷热难熬。夫妇二人都是胖人，怕热，便用一块白布挂在门中间，遮住别人的视线，晚上睡觉便不用关门。李克异患有严重的哮喘，大热天也喘气，喉咙总是呼呼作响，听起来都让人觉得难受。
一天晚上，李克异从外边回来，气呼呼地说个不停，夫人姚锦极力劝说安慰，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原来李克异50年代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受牵连，戴上了“汉奸作家”的帽子，剥夺了他的创作权。他偷偷创作了一百多万字的史诗式的三部曲《不朽的人民》，再现了清朝末年到“九一八”事变，东北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压榨的英勇抗争。书稿寄给北京一家大出版社，而出版社以作者尚未平反为由暂不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却明确表态愿意出版，李克异便到那家出版社索要书稿，不料对方却拒绝退还。今天是第三次登门索要未果，性情倔强的李克异下定决心重写一百多万字的书稿。我们都劝他不要重写，尽量找出版社做工作。李克异自知自己是个“戴罪”之人，说话没有分量，出版社不会放在眼里，第二天便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重写。白天一家人挤在一起，女儿李媛媛准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整天朗诵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克异无法写作，只好等一家人都入睡后，他才开始写作，每天写到凌晨几点。夫人姚锦每晚12点用煤油炉为他熬汤喝，补充能量。
第二年5月26日，书稿还仅写出40万字，便突发脑溢血，猝死于客房里。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来以《历史的回声》为书名出版了这部未完的书稿。对李克异来说，珠江电影制片厂能够批准他带领全家来京创作已是十分奢侈的待遇了，因而他非常珍惜，在重写书稿的同时，他又穿插写出了电影剧本《归心似箭》。痛心的是，李克异没能看到影片的上影和获奖，他也没有想到斯琴高娃因主演这部影片而一举成名，影片的主题歌《雁南飞》迅速唱红大江南北，成为当年的流行歌曲:
国庆节那天一大早，电话铃响了。我去接电话，是李克异夫人姚锦的电话，她女儿李媛媛跑来接听，放下电话，李媛媛欢喜地说:“妈！舅姥爷要我们到他家去过节！”可李克异坚决不肯去，姚锦就耐心地劝他，渐渐地两人争吵起来，房门关上了，我就听不见了。过了许久，突然听到瓷器被砸烂的响声，随后是儿女们的哭声。我特别惊讶，靠近门口想弄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姚锦猛然拉开门，拖着儿子往楼下走去，李媛媛似乎想陪伴父亲，犹疑不决，李克异要女儿快去，李媛媛把地上的碎瓷片捡完，便下楼去了。
一会儿，楼上又恢复了平静，我们聚集到李克异的房间里，询问是怎么一回事。李克异摇摇头，苦苦一笑。原来姚锦的哥哥是姚依林，时任国家商业部部长，后来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庆节到了，姚依林想请妹妹一家人去他家过节，改善一下生活。姚锦没想到丈夫怎么也不肯去，任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去。姚锦气得什么难听的话都蹦了出来，李克异被激怒了，将手中的茶杯摔得粉碎。我们都劝李克异，说现在物质紧缺，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出版社伙食又差，去改善一下生活补补身子也好。李克异似有难言之隐，觉得我们不理解他，颇感委屈，沉默片刻说:“我是个什么人？人要知趣，不要自讨没趣。我去了，能替人家增光吗？”听这么一说，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我们不再说什么了。
结识诗人公刘
51岁的公刘是颇负盛名的军旅诗人，早在抗战时期就发表过大量诗作，而以长诗《阿诗玛》享誉文坛，1955年即成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创作员，心性耿直，豪情奔放，1957年被打成右派。历经几十年的苦难折磨，耿直的性情没有丝毫改变，浑身棱角依然，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我们特别喜欢听他讲话，哪怕在食堂吃饭，公刘也是毫无顾忌地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尖酸刻薄地嘲笑抨击“凡是派”的种种做法。
那天吃晚饭时，公刘从北戴河回来，他买了饭在桌边坐下来，来不及吃，就气愤地讲述在北戴河与一位“凡是派”作家发生争吵的过程。他说，那家伙以“文革”中的红人自居，为“文革”评功摆好，我气得抓起茶杯朝他脚下摔去，吓得他跳起好高。下次如果他还要在我面前为“文革”评功摆好，我就要扇他的耳光。姚雪垠为了创作《李自成》，想到清东陵去实地考察。中秋节这天，出版社特地安排一辆大巴车，组织改稿的作家和编辑一同前往。这天下大雨，天未亮就出发，到了遵化县境内。清东陵尚未开放，残碑断石，杂草丛生，非常冷清，只在慈禧太后陵墓前有一块木板，上面写着简介，介绍当年修建陵墓时动用了多少万民工，耗费了多少万银两。有人大声朗读了一遍，话音一落，只听公刘说道:慈禧的坟墓再大，也不过是一个大土包子，比起老人家的纪念堂，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柳青早在6月13日就病逝了，这位行政九级的高干大作家，为了写作《创业史》，主动放弃京城的优裕生活，举家迁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多年，在这里写出了《创业史》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柳青是为写作《创业史》第三部而来到中青社的，不幸出师未捷身先死。十几天后，我们统一坐车去八宝山参加柳青的追悼大会。
会场庄严肃穆，原总政文化部长刘白羽致悼词，他缓缓地念道:“敬爱的江青同志与我们永别了！”会场上立时涌起一阵骚动声，所有的人都抬头朝台上望去，只听公刘在我背后说:“这种场合，怎么想到江青去了呢？如是早两年，江青不把你杀头才怪哩！”刘白羽意识到自己念错了，又从头念了一遍:“敬爱的柳青同志与我们永别了！”
那一段时间，公刘的诗作遍地开花，很多杂志争相发表他的诗作。临别时，公刘把杂志中刊有自己诗作的那一页撕下来，杂志不要了。他抱了一大摞杂志准备丢到垃圾桶去，经过我房门口时，他突然改变主意，想把杂志送给我，我一数有二十多本，其中还有一本彩色画册，是人民日报社为华国锋访问朝鲜出的特刊，印刷十分精美，如今这本特刊画册成了我的收藏品。我当时实在弄不明白，这么漂亮精美的杂志和画册，公刘为什么要扔掉呢？
那个年代的杂志是没零售的，必须到邮局订阅才能看得到，不像现在报刊亭、书摊上到处有买的。一下得了这么多杂志，对我来说是一笔财富，出去上卫生间时，兴奋得关上房门却忘带了钥匙。回来我立在椅子上，拿着竹竿，爬在副窗上，费力地想把锁打开。这时正好公刘从财务室结账回来，见我手不方便，命令似的喊我下来，他跳上椅子，双手抓住副窗，手脚并用，费了很大的劲，才从副窗爬进去，把房门打开，弄得他头发上衣服上尽是灰尘。
公刘随后又拿来一本油印的电影分镜头剧本《孔雀西南飞》，说是送我做纪念，这是他和林予共同创作的，其中的歌词出自公刘之手。
12年后，我们在湖南芷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笔会上再次相见，公刘特地在我笔记本上题词:
愿你永葆湖南伢子的纯真，发扬“湖南骡子”的犟劲！
书赠老相识小舒，纪念我们的重逢。
公刘19901123于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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