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遗产保护从“重申报”到“重管理” |
| 2010-06-25 作者:余新 |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位列全球第三。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总量达到87万项。
■余新报道
据统计,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已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位列全球第三。同时,国家、省、市等立体化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仅非遗资源总量就达到了87万项。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呈现出“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
在日前举行的上海世博会“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主题论坛上,不少与会专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已进入转折时期,在这样庞大的数量基础上,必须把重心从“申报”转移到“管理”上来。
1987年,中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世界遗产的申报项目,随后明清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和敦煌莫高窟首次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遗产保护首次与世界接轨。
继2009年22个中国非遗项目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最新数字表明,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保护方针指导下,完成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之后,中国文化遗产资源达到了历史新高。
据统计,2006年和2008年国务院公布了两批102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命名了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至2009年评定并公布了三批共148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初步查明,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共87万项。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有自身的复杂性。我国的城市发展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才能完成的转变。相对而言,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矛盾肯定更加突出。所幸的是,尽管曾经走了不少弯路,但随着认识逐步提高,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正逐渐走上正轨。
事实上,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发生的变化关键在于保护内涵的深化。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表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强调世代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前者要求“每一代人都既有分享文化遗产的权利,又要承担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后者则表明“文化遗产保护是广大民众的共同事业,只有当地居民倾心地、持久地自觉守护,才能实现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
单霁翔说:“与当年相比,如今的数量的确翻了百倍千倍。但今天,没有必要担心列入保护的文化遗产数量太多,和全球人类的共同需求相比,和我们子孙后代的需要相比,在我们居住的蓝色星球上,可供选择保护的文化遗产已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应争分夺秒地既为当代,更为后代,把更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抢救下来,列入保护之列。”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观念还需要转变。“我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各地政府在申请文化遗产之前,在准备数据、材料时非常积极;一旦申请成功、完成政绩以后,便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状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保护,据初步统计,中央和省级财政已累计投入17.89亿元用于保护,确保相关工作的开展。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近日表示,我国政府和群众对非遗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保护领域不断拓展;正逐步形成科学的保护体系,目前已基本完成第一次全国普查工作,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命名了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命名了6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还重视参与国际间合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这些都是令人欣喜的成效。
但另一方面,我国的文化保护工作也面临一些令人担忧的地方。从端午节以及国内许多文化遗产申遗之路的曲折和保护管理的难处,也暴露出我国文化保护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各地同类民俗恶性争抢、保护人才匮乏、维护经费窘迫、开掘内涵不力等。
我国不少文化遗产消亡速度快得惊人,一大批老艺人去世,使得不少民间技艺濒临灭绝。湖北省著名曲艺家谭少泉说,以曲艺为例,不只是“传”的问题,关键还有“承”的问题。现在学曲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秭归经验值得学习,曲艺保护也应从孩童教育抓起,通过参与度高的形式,吸引年轻人爱曲艺,担起传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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