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周报 -> 学术 对“后现代神话”的反思——评新版《剑桥美国文学史》 2005-01-31 作者：孙宏     ■孙宏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定价：98元     191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剑桥美国文学史》时就制定了每个世纪重新撰写一部美国文学史的远大蓝图。剑桥大学于世纪交接之际着手编写第二部《剑桥美国文学史》，即将出齐八卷，它的中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引进。我有幸主持了第七卷的翻译工作。该卷中文版长达110余万字，在新年之际已经与读者见面，其余各卷也将陆续出版。     新版《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的副标题“散文作品1940年－1990年”或许会引起误解，其实这一标题所说的“散文”不是“杂文或随笔”意义上的散文，而是相对于诗歌而言的散文，其中包括小说和戏剧。克里斯托弗·比格斯比在书中探讨了一系列美国剧作家，从田纳西·威廉斯到奥古斯特·威尔逊，阐明戏剧写作中的各种创新不是孤立的，而是预示着世界即将步入一个新的时代，反正统的文化正在兴起，它们为美国民众提供了审视当代生活的一种另类眼光。莫里斯·迪克斯坦描述了1940年至1970年间美国小说中所表现的反叛现象，并以这种叛逆精神作为一条主线，将詹姆斯·鲍德温与约翰·厄普代克等风格迥异的作家联系在一起。约翰·伯特着眼于美国南方文学的地域特点，描述了南方处于现代化和与过去难以剪断的联系之间的尴尬境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紧张冲突。温迪·斯坦纳对1970年以来的后现代派小说进行了反思，警示人们摒弃对后现代主义的盲目崇拜。     新版《剑桥美国文学史》不仅具有广阔的视野，而且有着磅礴的气势，“反思后现代派”一章尤为突出。温迪·斯坦纳以《解剖课》中的人物祖克曼收到的一封校报编辑的来信为切入点，揭示出“后现代”这一说法的自相矛盾之处。那些编辑想“请他谈谈他那种小说在以约翰·巴斯和托马斯·平钦为代表的后现代派时代的前途”。编辑们把写好的一系列问题寄给了他：“1.你为什么继续写作？2.你的作品要达到什么目的？3.你是否觉得自己是在为了维护一种日渐衰落的传统而参加一场后卫战斗？”斯坦纳指出，菲力浦·罗斯“把这种态度安排在了《解剖课》里那伙妄自尊大的大学生编辑身上，但它在知识界是普遍存在的。使用后卫这个隐喻（及其关联词前卫）以及把‘后现代派时代’指派给约翰·巴斯和托马斯·平钦，这些做法都表明一种文学史正在酝酿之中，它本身就应挂上‘为了维护日渐衰落的传统而参加一场后卫战斗’的标签，因为这些学生编辑所说的还是现代派的语言，所表达的还是20世纪初的审美思想。”在斯坦纳看来，后现代派这种好大喜功的毛病与现代派一脉相承，“在现代派介绍自己的权威性叙述中存在着一条艺术的‘捷径’，一种风格上有所创新的方针。按照这种方针，诗歌是占主导地位的体裁，海明威和福克纳是散文领域的实验巨匠。左翼作家、妇女、少数民族或传统主义者的小说值得关注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汇集资料，但是大多不在技术发现的进程之内。这种观点为20世纪初期那些精湛的、创新性的作品制造出了‘全盛时期后现代派’这样一个标签，把艺术史等同于一种渐进的发展，只要是参与其中的作品就是伟大的作品。”所谓“全盛时期”的后现代派“其实是深陷在现代派中的思想倾向所坚持的一种虚构的说法”。斯坦纳虽未言明，实际上对后现代派这一说法做出了否定的判决。     新版《剑桥美国文学史》的这一反思带给我们不少启示。在学术领域，切忌国外一出现某个“主义”便趋之若鹜，以为只需照贴标签，对号入座，不必再踏踏实实地阅读原作，客观公正地进行分析。其实“现代主义”这个术语本身就存在着逻辑谬误，“现代”一词的定义是“现在这个时代”，莎士比亚、拜伦乃至孔子、屈原在他们各自的时代都是“现代”的。既然“现代”的概念本身都是相对的，又何来一个“后”字？如果孔子的门生将他所处的时代称为“后现代”，那么陶潜、李白之辈是否得把自己的“现代”称作“后后现代”，乃至“后……现代”呢？     制造一个故弄玄虚的“后现代”神话无异于抢注未来的域名。《剑桥美国文学史》通过对“后现代”的神话进行反思，教导读者要善于鉴别，以免误入歧途。正是由于本书这种批判性，主编萨克文·伯科维奇在为第七卷撰写的中文版序中称之为至今“最具挑战性”的美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