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学术 求真与求思的跋涉(附照片) 2010-01-15 作者：张芙鸣     ——符杰祥《知识与道德的纠葛》读后      ■张芙鸣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学者的选择》  符杰祥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近几年，关于文学史的问题、方法和路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书读了一些，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总起来，比较喜欢那些在国外做研究的中国学者写的书，因为他们能把西方的理论读透，又有对中国文学的亲身经验，这样，当问题被提出，进而选择合适的方法，然后求证，给出结论，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阅读也完成了流畅的体验。从问题出发，回到问题本身，本该是叙述的基本能力和有效方式，可实际上，一些学术著作在写作时往往忽略阅读需要，观点、立场、方法和叙述，只有作者自己明白，读者如云里雾中，读完之后，仍不知他究竟要说什么。这真是一件痛苦的事。     读完符杰祥先生的大作《知识与道德的纠葛——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学者的选择》，我不仅明白作者要说什么，而且确信他要说的这件事实非易事。从阅读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作者试图以自己发现的问题和认识来完成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状况的理解，并把这种认识归纳为“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这是一项重要的宏观性工作，指向整个中国新文学者的精神与实践两个层次。作者认为，中国新文学者与前现代的中国传统文人、后现代的当代作家相比，“是一群身份、角色认同更为复杂，使命意识更为强烈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从事文学活动，而且也不愿意仅仅以文学创作为满足，他们在写作之外，教书办报、走上街头、到民间去、组织社团、建立政党，与启蒙、革命、救亡等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潮发生了种种冲撞，摩擦出了种种火花。在道术为天下裂的现代中国，他们赋予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一种强烈的道德使命感，一种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也因此，他们在各自的选择中，追寻着不同的文学理念，也遭遇到了不同的人生命运。”执着于将知识转化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实践，这是现代中国文学者的价值观，也是整体性悲剧命运的根源。他们不仅要“知”，还要“行”，不仅要让他人“知”，还要引导他人“行”，审美生产者同时承担着大众精神领袖的角色，历史际遇把过于沉重的负担抛给了这些“文学者”，而二十世纪初的社会环境和现实压力使知识分子完成这种使命转换堪称是一种受难。从外部环境来看，专制政治，权力迫害构成对生命本身的威胁，从转化的内部机制来看，他们缺少从新型知识体系转化为新式道德的思想模式，缺少相似的经验与前车之鉴，投石问路之后，他们的文学实践和内在逻辑还是付出了一些代价:有些文学者转变成了职业革命家，如胡风、周扬、冯雪峰等人，有人孜孜矻矻致力于思想启蒙，道德建树，却在行动上变节附敌，比如周作人，倒是那些耽于审美，以写作为生存目的的人，获得了后人的“怀恋与眷望”，比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我认为他们不是只求其知，不行其道，他们也有“道”之建树，只不过这种道德是“修身”、“内省”之道，而不是“治国平天下”之道。     面对知识与道德两个抽象而复杂的系统，初读此书，担心作者会抛开载体，蹈空而谈，笼统而论，但读完全书心里却很踏实，全书虽体现出时间线索，但不突出时间的意义，虽有史的连续性，但不一味强调史实真相，虽注重整体性的联系，但个案独特价值的分析给人印象深刻。对于作者所选择的文学现象和叙述对象，他不仅非常熟悉，而且对既有史实又进行了深度挖掘，并“力求寻找一种更切近历史本真的阐释”。(朱德发教授序)更可喜的是，在探索与究理中，作者发现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有价值的“发现”，在关于鲁迅和周作人的各自研究中，作者带领读者在知识和道德的范畴内重新认识他们:鲁迅的“弃医从文”，在杰祥看来，不是因为启蒙本身的需要，而是因为鲁迅首先有了一种生命原理的文学态度，然后他才有了对于文学的真正“体悟”，这就是“诚与爱”的态度。对于鲁迅使用“记念”而不是“纪念”的阐释，反应了作者不仅着眼于历史，更关注当下与未来的真诚。“记念”是精神与灵魂的铭记，而“纪念”侧重仪式，体现了时间的意义。作者希望我们对鲁迅的怀念是“记念”，而不是“纪念”。上述鲁迅研究，把以往对鲁迅的研究从本体封闭的状态发展为开放动态的状态，这进一步说明，研究者的发现，是体会发展的快乐。对于周作人的“变节”，作者认为，“周作人的问题不在于他的道德思想，而在于他未能履行自己的道德思想”，他质疑了对周作人“思想罪”的研究模式，并肯定了即使“变节”的周作人，仍对“气节”观念有自己的独特思考与问题指向，周作人始终坚持启蒙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和鲁迅代表了将知识转化为道德实践的不同道路。这里，笔者需要与本书作者探讨的是周作人的“行动”究竟说明了什么？当知识转化为道德理想的具体实践发生时，对转化的内在机制和逻辑的讨论是不是显得更重要？     本书余论讨论百年中国新文学与道德的关系，这是与全书内涵密切相关的论证，这个工作来自与张光芒教授的讨论，张光芒教授认为，启蒙文学缺乏强大的审美力量就在于对道德形而上建构的忽略，而与此相对的实用主义则成为启蒙文学的一个盲点。笔者同样以为，作为后来的研究者应该意识到建构道德形而上的必要性。但杰祥以道德形而上学方法论否定了道德形而上建构的设想，这就使建立在新型知识架构上的道德指向不太明确。余英时认为，西方文化中的道德是宗教的引申，道德法则来自上帝的命令，而在中国内在超越的文化中，宗教反而是道德的引申，中国人有内心价值自觉的能力，并深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人心。他指出:“中国的修养传统是一种值得珍贵和必须重新发掘的精神资源。”(《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如果“修身论”仍不失为现代知识分子道德内涵的一部分，那么，新型知识体系是如何完成这种转化的呢？其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呢？杰祥的大作引出很多有益的问题，这正是作者善于反思的品格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