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现当今翻译学理论概貌 ——序《翻译学概论》 |
| 2009-11-20 作者：许钧 |
■许钧
《翻译学概论》 许钧、穆雷主编 译林出版社出版
在严格意义上说，“翻译学”(Traductology)或者“翻译研究”(Trranslationstudies)应该是一门有关翻译的学科体系。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开始对翻译现象进行思考、探索和研究。中文里的“翻译学”或者“翻译科学”一词，或英语学术界的 “thescienceof translation”(翻译科学)的提法，到了20世纪初才出现。然而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有意识地把“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加以系统地研究并进行建设。在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翻译学”有名而无实。这一现象直至20世纪中叶开始才逐步得到改变。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学者在语言学的启发下，借助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语言学的视角来探视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始赋予了翻译研究以一定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使得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出现了第一次真正“质”的飞跃，为之后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出现的第二次飞跃应该说是在1972年，美国荷兰裔翻译理论家霍姆斯发表了题为《翻译研究的名与实》的论文，提出要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构想。同年，加拿大学者哈里斯第一次提出了“Traductologie”(翻译学)这一术语。也是在这一年，法国学者热内·拉德米拉尔也使用了“翻译学”一词，随后开始在巴黎第十大学教授这门课程。至“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翻译研究是独立学科”的理论意识已较为广泛地出现在理论家们的著述当中，因而也就使翻译研究，亦即我们所认识的“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在西方学术领域(包括大学教育领域)逐渐得到了确立和巩固。
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董秋斯先生首次提出了发展我国“翻译学”的主张，为唤醒我们的翻译“科学”意识，特别是为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第二次“质”的飞跃奠定了基础，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与促进作用。这第二次飞跃，或者说我国新时期翻译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标志，是自80年代后期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界再次旗帜鲜明地呼吁建立翻译学以来出现的。经过一二十年持续不断的关于“翻译是科学还是技术、艺术”、“究竟有没有翻译学”或“究竟要不要建立翻译学”以及“翻译学”究竟应不应该成为一门独立(人文)科学学科的争论，争论的各方最终就一个基本问题达成了(较多的)共识，那就是:翻译学的确应当享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并作为独立学科而得到发展。近30年来，在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之下，国外翻译研究的众多成果被介绍入中国，从各角度、各层次探讨翻译的理论著述不断涌现，学科专业性杂志《中国翻译》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而“翻译学”作为二级学科博士点在一些高校已经得以建立并已培养出第一批翻译学博士，中国的翻译学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了编撰一部翻译学基础理论教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历史上，特别是过去30年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反思与总结，进一步明确“翻译学”的内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以便更好地规划翻译学的未来。另一方面，一门学科的建设必须以学科理论建设为依托。应该说迄今为止，国内外已陆续出版了一些翻译学导论性质的著作。但这些著作或由于编著年代较早，无法全面、系统地反映当今的翻译学学科发展现状，或由西方学者编撰，关注和反映的主要是西方进行翻译学研究的情况和取得的成果，对中国的翻译研究状况很少涉及或者根本没有涉及。鉴于此，我们觉得有必要以开阔的视野，在系统性与科学性上下一番工夫，尽可能集全国翻译学者之力，编撰一部能反映当今翻译学概貌、把握翻译学发展轨迹和为翻译学研究者提供方法论参照的《翻译学概论》。
在这部概论中，我们致力于展现中西方翻译学研究发展的轨迹，对近几十年来中西方学者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作出比较全面的梳理，概述了不同流派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尤其关注研究者们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及其影响。首先，它注重融合性。我们并不主张将翻译学人为地划分为“西方翻译学”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而是在吸取中西翻译学研究特色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并发展一门具备全球性视野的翻译学学科。其次，本书追求体系性，在严格把握翻译学理论脉络的基础上，清晰地归纳出中西翻译研究中的“哲学”、“语言学”、“文艺学”这几大重要导向，并以此为理论线索来安排全书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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