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事关儒家的奇异论战 |
| 2008-08-29 作者：顾农 |
■顾农
《解读周作人》 刘绪源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周作人是一位相当重要而难以理解的思想家、散文名家。关于他的这两个方面，学者们已经做过不少研究，但是还有许多工作可做。近读刘绪源的增订新版《解读周作人》，思想为之激活。
《解读周作人》一书的初版就很得读书界的推崇。作者艺术感觉之细腻敏锐，文本分析之深入细微，行文结构之从容灵动，都曾让我耳目一新，身心愉悦，与平时拜读那些学院派高头讲章式的论文心情完全不同。这一回绪源先生在新版中增加了四篇文章，其中后两篇专讲周作人的思想。同鲁迅一样，周作人的思想就蕴涵在他那些题目五花八门的短文之中，并没有写过什么当代学者最为看重、非有若干本即得不到现行评估体制承认也不足以成家的专著(只有一本也许是例外，那就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但这只是几次讲演的记录稿，也还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专著)；但他又和鲁迅不同，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上中叶，忽然写了一篇题目很大的文章:《中国的思想问题》。在此前后，又就中国文学问题(实际上仍以思想问题为主)写了好几篇相当宏观的文章，内容略有重复，都收在《药堂杂文》(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1月版)一书中，列为“第一分”。
周作人平时从来不做这些大题目，所以这一组文章特别引人注目，值得深思；但由于这时他已经下水，今人一般不大重视它们，或予以简单化的否定。刘绪源的《〈中国的思想问题〉及其他》一文却就此进行了专题的深入的研究，得出一系列重要结论，再一次给我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之感。刘文指出，当时在华北沦陷区，日本军国主义者及其忠实走卒正在宣传日本的皇道、武士道，并且硬说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要拿这个东西来对中国老百姓“启蒙”。一场“思想战”正在来临。周作人本来已经下水，他觉得中国绝对不可能打赢抗日战争，于是干脆承认业已形成的日本人统治华北的局面；但在主观上他却想为保存华北的教育，为保护北京大学做点好事。在政治军事问题上他自然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甚至还说过许多同他过去的身份与思想极不相称的话(这些他后来说乃是演戏、应酬，这当然是为自己辩护，但也并非毫无根据)，在许多悲惨的事情面前装着无所闻见；但他确非铁杆汉奸，而且也并不赞成所谓“皇道”，于是就出来大大地谈论了一番中国传统思想的问题。
周作人把中国的儒家分为原始儒家和后来利用儒家思想为自己服务的儒教徒，将这二者严格加以区别，肯定前者，否定后者，其言外大有批评外儒家而内“皇道”之欺骗宣传的意思；周作人说，“可以积极的声明:中国的思想绝对没有问题”。这无异于谢绝从外面硬灌什么“皇道”之类的思想进来。
周作人认为，外国道理中除了一些科学知识以外，与中国的事情特别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并不相合，还是本国人知道得最正确。周作人还说:“不可以外国之结论拿来随便应用”(《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因为发表了这样一些“不合时务”的议论，周作人被日本军国主义在思想界的鹰派打手片冈铁兵斥为“反动老作家”，大加口诛笔伐，但周作人并没有被打倒。刘绪源仔细研究这一段“思想战”，提出两段结论道:
他之所以要把原始的中国思想概括为“儒家思想”，正是为了“接过”时已甚嚣尘上的日伪“儒教”宣传，再作迎面反击。(第232页)
可以说，面对打着儒教旗号的所谓“皇道传道”的宣传攻势，周作人凭一人之力，利用对方口号和概念作巧妙的辩驳，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进行适时的抗争，结果使这场滑稽的宣传战遭致败北，同时，还奇迹般地消解了一次“扫荡反动老作家”的文化围剿。(第242页)
这样前所未有的结论是有根有据的。不过应当看到当时周作人对日本军方还有用，不打算就此打倒他。所以我想对于这样的胜利不必作过高的估价。倒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估计和分析，颇有作为思想资料借以生发改造的价值。原始的儒家和后来的汉儒、宋儒确实有着原则的不同。周作人本人的思想也不是什么原始儒家，已经加进了不少佛教和现代西方(所谓“二西”)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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