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农民运动和现代化 |
| 2008-03-07 作者:朱孝远 |
■朱孝远
《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 [德]彼得·布瑞克著 陈海珠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谁试图把布瑞克(Peter Blickle)教授的名字同那些只用经济利益来解释农民运动起源的学说区分开来,并且试图把农民的形象永久地雕刻在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史上,那么,谁就算是真正理解布瑞克农民学研究学派的伟大意义了;谁试图回忆布瑞克教授为农民运动所做出的千百次的、天使般的辩护,谁就会首先想到布瑞克慷慨激昂言辞下的农民团体,农民的道德使命,以及千千万万的农民是如何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
因为布瑞克教授是我们当今世界把农民作用提高到最高程度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是一个德国教授,却服务于瑞士的伯尔尼大学。更重要的是,他是服务于一个崇高的使命:正确阐述农民对于缔造现代社会的作用。为此,他几乎穷尽地研究了有关十五六世纪德国农民的所有原始文献,包括各式各样的农民的冤情陈述书,各式各样的农民运动的纲领,各式各样的农民乡村组织的史料。布瑞克教授一丝不苟地工作着,一天接着一天,一年接着一年。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1525年革命:关于德国农民战争的新概念》正式出版了:一个布瑞克研究学派脱颖而出,一个让世界震惊的结论向世界宣告:创建近代民主政治的真正英雄,并不是什么舞刀弄剑的帝王将相,而是百姓,一个以农民、矿工、城市平民组成的普通人阶层,他们在特定的时刻联合了起来,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现代政治的发展。
重新评价1525德国农民运动1524-1526年间,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地区蓬勃高涨。成千上万的农民、市民、雇工、矿工、手工工匠、下层僧侣、小贵族和政府的秘书、公务员等联合了起来,英勇抗击贵族领主的残暴压迫。不久,当农民们被诸侯的雇佣军打败、屠杀和审判时,那些关于基督教世界的美好向往,那些对兄弟之爱、友善、平等、正义和公正的追求,似乎也与起义者崇高的斗争理想一起风飘云散了。但是历史却永远铭记了这场人民的革命运动。事件发生不久,一个同时代的人就称它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普通人的伟大起义”;革命导师恩格斯称它为“德国人民最伟大的革命尝试”;德国历史学家马克斯·斯坦恩梅茨断言它是“1918年11月革命之前德国人民最重要的革命的群众运动”;而德国学者布瑞克则称它为“普通人的大革命”。
1525年的伟大运动虽然一直活在世界人民心中,这个运动却没有很好地为人们所理解。首先,起义者不是人们通常所想象的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起义者们有很好的纪律,是一支支颇有军纪的队伍。而起义也不是为了一时的劫富济贫。他们是为实现《福音书》上所说的真正的友爱、和平、忍耐、和谐而作战的真正的军人和基督教徒。第二种通常的误解是把起义看成一种单纯反对剥削的经济斗争。
正是在这样的一幅扑朔迷离的图像中,我接触到了布瑞克教授的名著《1525年革命:德国农民战争新概念》。1975年布瑞克提出了“普通人大革命”的新解释。布瑞克认为1525年革命的原因主要是封建经济范围内的分配问题。封建贵族为补偿他们在14世纪农业危机时受到的损失,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引起农民起义。农民自下而上推动国家建设共分三个阶段——公社阶段、议会阶段和共和阶段。这种发展路线同自上而下的王权专制国家的发展正好形成鲜明对比。布瑞克的解释是一种大的综合:他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经济社会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同德国历史学家弗兰茨和布塞尔隆两人所建立的“政治运动说”的解释相结合,建立了对德国农民战争比较复杂的解释。
尽管布瑞克用的词句是“普通人的大革命”,实际上他是解答了恩格斯所说的“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是第一次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命题。把路德宗教改革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很可以理解,但如何理解德国农民战争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呢?布瑞克的解释就是:农民的运动和城市的运动是具有联系和同步进行的;农村的公社和城市的公社异质同构,成为当时人民的一种政治性的组织,在此基础上通过公社、议会和共和国,自下而上地发展出了现代民主政治。布瑞克以令人信服的智慧和汗牛充栋的原始文献,就这样为欧洲最重要的农民运动——德国农民战争进行了重新评价,不仅赋予其政治的性质,而且发掘出了它推动欧洲现代化、特别是推动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的深层内涵。
不存在脱离农民需要的现代化
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布瑞克学派的要点,那就是:“不存在脱离农民需要的现代化”。布瑞克认为,现代化的源头要从农民的需要、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农村社会组织的结构中去寻找。换言之,现代化不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化过程,相反,它是农村和城市的互动。
一、农民的需要是什么?布瑞克不同意把农民的行为完全看成是一种对于社会变化的被动应付,而是强调农民具有改革农村经济的主动性,强调农民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政治智慧,具有改革农村秩序的能力。
二、农民改革的性质又是怎样的?农民革命与现代化这两者处于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没有一个农民参与的新型农村社会制度,现代化就无从产生,也就不能被理解;而没有一个现代化的进程,农民运动也就会始终停留在为自己争取一点经济利益的传统框架里,而无法反映出其现代特征。
三、那么,农民又是如何实现自己这些目标的呢?布瑞克认为实现目标的途径就是:通过普通人的大联合、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的民主化。布瑞克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农民运动“领地城市、帝国城市的平民和矿工都卷入了,那么普通人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广泛呢?称这场战争为普通人的革命是否真的更恰当呢?”农民运动和市民运动因此可以放在一起来考察(普通人的大联合),正是普通人的行动,推动了欧洲的现代化,尤其是通过公社、议会和共和国三个阶梯,自下而上地推动了近代民主政治。
这样,在布瑞克那里,现代化的人民性质(或称民主性质)就这样被规定了:在他的著作问世前,少数领主、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用改进社会体制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也被当作一种了不起的进步被渲染;与此完全不同,布瑞克的农民学研究学派告诉人们: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只是指那种由人民直接参与、推动的、根据人民需要来完成的现代化。即使16世纪的德国民众尚未能够完成这个使命,但是,他们无疑是缔建现代社会的先驱,他们的伟大之处,应当为世人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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