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成体系别开生面 |
| 2008-02-22 作者：经盛鸿 |
——读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
■经盛鸿
《中国近代史 (1600－2000年)》 ［美］徐中约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最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著名旅美学者徐中约教授的名著《中国近代史(1600－2000年)》中文简体本译本。全书约85万字，共分29章，另附参考书目、索引、历代纪元表、货币及度量衡折算表以及精美的插图、地图等，体制完备，装帧精致，为近年出版的同类著作与教材中少见。而全书论述的内容，上从清朝的建立，下迄21世纪初，约400年的历史，自成体系，别开生面，功力深厚，史料丰富，论述精当。计秋枫、朱庆葆两位教授的译文文采斐然，又经茅家琦、钱乘旦两位史学大家悉心审校，使该书成为当前史学出版物中的精品，令读者耳目一新，余味无穷。
本书的作者徐中约教授1923年生于上海，1946年于燕京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此后长期任教于美国加州圣巴巴拉分校，专攻中国近代史，论著多种，在西方学界很有影响。本书第一版于1970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很快风行欧美，在1971年获得美国加州共和奖(Commonwealth Prize)。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将此书定为“名著”。到2000年本书的英文版已经出了六版，内容也不断充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约请专家，根据第六版译成中文繁体字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又出版了这本中文简体字本。
徐中约教授作为一位长期生活与工作在美国高校中的华人学者，由于社会环境与学术背景的差异，其书论述的中国近代史，在结构、分期以及论述与批评的标准和方法上，都会和我们大陆读者习惯常见的有关论著不完全一样，从而引起我们阅读本书强烈的兴趣与新鲜感；但同时，正如作者所说，本书始终都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表达“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因此时时流动着作者对祖国的挚爱深情，从而引起我们深深的思想共鸣。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是一位有着科学精神与严谨学风、丰富学养的卓有成就的大学者。香港中文大学郭少棠教授评价本书是一本“兼具中西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精神，全面运用多种文献资料，和吸取不同语文研究成果，以跨学科的方法撰写的近代中国历史。”(本书第16页)因此，本书不仅为我们学习与研究中国近代史多了一份比较与参照，而且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近代史的思考与认识。
首先，本书给我们大陆读者的第一个新鲜感觉，可能是它判定中国近代史的起止时间和我们常见的有关论著不同。徐中约教授将中国近代史的起始时间定在“清朝的建立”，他认为:“如果我们对前期的机构制度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全面评判19世纪和20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即使把鸦片战争界定为近代的起点，我们也仍需熟悉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这些形态制约了中国对19世纪外来挑战所作的反应。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传统中国转化为近代中国。但是，如果对原先的机构缺乏相当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转化的效果。”(第2－3页)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我作为一个有三十年教龄的中国近代史教师，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就深感在讲授鸦片战争时，必须先向学生讲清这场战争的历史背景，讲清鸦片战争前数百年间中、西方发生的巨大变化，才能使学生明了庞大悠久的中华帝国为何败于“蛮夷鄙国”，明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我们传统的教材对此的论述往往失之简略。本书将清朝史纳入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就弥补了这个缺陷。而本书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定在21世纪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更符合近代史的完整涵义，而且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近60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更能发挥历史学资政育人的作用，必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其次，本书对这约400年纷繁复杂的历史，对这期间许多重要的史事与人物，作出较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评论。例如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的概括性论述，既十分有作者独到的个性，又很贴近历史的实际:“近代中国展示了一幅如此光怪陆离的纷繁景象……变化的动态表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第9页)本书的副题就为“中国的奋斗”。作者的这个见解，不正与为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所认同的以“振兴中华、追求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十分接近么？作者的这个见解是本书之灵魂，是本书之纲。
再如对乾隆朝的分析，作者一方面赞许“乾隆朝是清朝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同时指出“就在这个王朝鼎盛之时，清朝最后灭亡的因素也已呈现出来了。”像这样简明而精彩的论述在书中很多。
如对当前海内外史学界热烈关注并争论激烈的“同治中兴”即“自强运动”，大陆学界称之为“洋务运动”，本书这样评价:“‘同治中兴’显然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低层次的复兴。它虽然暂时制止了衰落，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的水平。它对西方军械、技术和外交的模仿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姿态；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在——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全然没有触及。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充其量不过是清王朝国运持续衰落中的一缕回光返照而已——犹如‘秋老虎’最后的炎热一般。尽管如此，同治中兴却标志了力争恢复旧秩序并开启一个新秩序的大胆而又相当成功的努力。”(第208页)对这样一场复杂的运动分析得如此准确、深刻而又生动。
再如对1949年国共内战的结果，本书这样写道:“回顾历史，美国虽然因许多失职行动和错误举措而‘有罪’，但却不能要它对‘丢失’从未‘拥有过’的中国负责。中国共产主义是一场经历了30年之久、有着巨大生命力的内部力量，外国的干涉不大可能改变它的方向。”(第510页)短短数语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住的。
最后要指出，本书的语言文字与修辞十分讲究，有文采，准确，有力，传神，达到很高的水平，这里既有原作者的不凡的功夫，又有译者驾驭汉语言的高超能力。这在近年出版的史学著作、特别是历史教材中是很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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