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文化三维 迈过“第一道坎”以后　 2010-01-29 作者：谢天振     ——纪念杨宪益先生去世引发的思考     ■谢天振     ●与英国翻译家霍克思翻译的《红楼梦》译本相比，杨宪益译《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却远不如霍译本。     ●长期以来，我国翻译界和文化界存在着一个认识误区，总以为只要翻译好了，中国文化就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     ●历史上中国文学和文化是怎样“走出去”的？是靠他们国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感兴趣的专家、学者、翻译家，或亲自来中国取经，或依靠他们在本国获取的相关资料进行翻译，在自己的国家出版、发行，然后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     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等翻译学院教授，博导。     2009年11月23日，著名文学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因病去世，国内翻译界和文化界深感哀痛，纷纷作文撰稿，或缅怀杨先生的丰功伟“译”——他与夫人戴乃迭携手合作，共同翻译了上百种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或赞美杨先生的高超译艺——推崇杨译《红楼梦》译得“准确、生动、典雅”；或肯定杨先生在中国对外翻译事业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独力支撑旨在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文版杂志《中国文学》长达半个世纪，并倡议推出译介中国文学的“熊猫丛书”等等。与此同时，也有人指出:“杨宪益走了，中国自此将进入文学对外翻译的‘大师断层’期。杨宪益的辞世，再次引发人们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如何迈过第一道坎的思考。”     确实，认真思考、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这恐怕是我们在纪念杨宪益先生去世时更应该关注的问题。只是中国文化要“走出去”，是否只要迈过“翻译”这“第一道坎”就万事大吉了呢？     我们不妨就以杨译《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传播和影响为例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如所周知，杨宪益、戴乃迭共同翻译的《红楼梦》译本的质量和水平在我国翻译界一直是备受推崇并获得高度评价。然而，一个也许是我们以前无意忽视、也许是有意回避、然而却又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且令我们颇感几分沮丧的事实是，与英国翻译家霍克思翻译的《红楼梦》译本相比，杨译《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和影响(从译本的印刷数、再版数、图书馆的借阅人次数等看)却远不如霍译本。数年前我曾指导过一位博士生，她为了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远涉重洋，在美国的高校图书馆里呆了整整半年，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数据。她发现:“首先，英美学术圈对霍译本的实际认同程度远远超过了杨译本:英语世界的中国或亚洲文学史、文学选集和文学概论一般都直接收录或援引霍译本片段，《朗曼世界文学选集》选择的也是霍译本片段，杨译本在类似的选集中很少露面；在相关学术论著中，作者一般都将两种译本并列为参考书目，也对杨译本表示相当的尊重，但在实际需要引用原文片段时，选用的都是霍译本，极少将杨译本作为引文来源。其次，以馆藏量为依据，以美国依利诺依州为样本，全州六十五所大学的联合馆藏目录(I－Share)表明，十三所大学存有霍克思译本，只有两所大学存有杨译本。最后，以英语世界最大的Amazon　购书网站的读者对两种译本的留言和评分为依据，我们发现，在有限的普通读者群中，霍译本获得了一致的推崇，而杨译本在同样的读者群中的评价却相当低，二者之间的分数相差悬殊，部分读者对杨译本的评论甚至极为严苛。”(引自江帆博士学位论文《〈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电子版第194页)     在纪念杨先生去世之时，举出以上事例，也许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甚至会被认为是对杨先生的大不敬。其实以上事实并不能动摇我们对杨先生的尊崇，也不会让我们对杨先生高超的译艺产生怀疑。然而以上事实表明，杨先生追求的目标显然并没有完全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冷静地直面事实，并通过对这个事实进行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揭示其背后许多更为深刻的原因，引发国内翻译界、文化界的反思，从而让杨先生，以及许许多多像杨先生一样勤勤恳恳地从事中译外事业的翻译家们的努力获得应有的回报，在世界上产生应有的影响。     其实，当前国际译学界都已经认识到，翻译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文字转换的技术性工作，而是一个受制于多种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制约的、复杂的文化交际行为。翻译，包括我们现在讨论的对外翻译，要想取得预期的成功，就必须全面考虑这些因素，甚至还有翻译的方法问题，译者的身份问题(是译出语译者还是译入语译者)，等等。     长期以来，我国翻译界和文化界在关于“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认识误区，总以为只要翻译好了，也就是如有些人所说的，只要迈过了“第一道坎”，中国文化就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另外，还有些人偏激认为，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要靠我们自己”，“不能指望外国人”。这些人忘了，历史上中国文学和文化是怎样“走出去”的。是靠我们国家的翻译家把中国文学和文化翻译成我们周边国家的语言文字、然后输送出去的吗？还是靠他们国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感兴趣的专家、学者、翻译家，或亲自来中国取经，或依靠他们在本国获取的相关资料进行翻译，在自己的国家出版、发行，然后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呢？譬如在古代日本，譬如在东南亚各国，不正是依靠他们自己国家的翻译家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古代的文学和文化典籍，然后才对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对他们的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吗？     因此，我觉得我们可以设立一个专项基金，鼓励、资助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中国文学、文化的译介工作。还可建立一个中译外的常设基地，邀请国外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来基地小住一两个月。在他们驻基地期间，我们可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学者、作家以及从事中译外工作的翻译家与他们见面，共同切磋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改变我们中译外作品的选题确定、出版、发行等方式，以让我们自己翻译的作品能真正“走出去”。     杨宪益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用毕生的精力翻译中国、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的不懈努力，以及他那高超的译艺、崇高的译德，都将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而他丰富的中译外实践将启迪我们深入探讨和把握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的规律，昭示我们采取切实、有效的文化策略，让中国文学、文化真正地“走出去”，在世界各国产生应有的影响。我想，假如有朝一日我们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这将是我们对杨宪益先生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