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短笺 |
| 2008-07-04 作者：王长征;彭秀良;宣华华;骆一平 |
“四书”进课堂的时机还不成熟
郭齐勇教授的一声呼吁使“四书”进课堂的议论风生。在分辨过这林林总总的声音之后，我们感觉到大家都是在学理层面争论“四书”该不该进课堂，而忽略了“四书”进课堂的可操作性差及实施效果不佳等现实困境。对此，我们的意见是，“四书”进课堂的时机还不成熟。理由如次:
第一、目前基础教育恶劣的生态环境直接决定了“四书”进课堂的非现实性。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完成之后，从《课程标准》中反映出的教学理念较以前有了深刻的变化，课程资源的利用，校本课程的开发等等都被提到了比较突出的地位，甚至连京剧也走进了课堂，但所有这一切变革的后果是什么呢？丰富的课程资源摆在那里，真正能最大限度予以挖掘的人却不多；校本课程的开发多数情况下是做做样子，没有几所学校“傻”到会较真地去做。当中考、高考的指挥棒横扫而来时，一切就又现出了原形，只为应付考试而动，哪里还有闲心思考改革的问题呢？在这样恶劣的生态环境中，让“四书”进课堂，徒增老师和学生的烦恼而已！
第二，如果进入课堂的“四书”仍然当作考试的内容，就会违背“四书”进课堂的本意。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更多的讲的是做人的道理，讲修身养性，学习收获，在于研习经典过程中的个人领悟。然而，当前极具功利性的基础教育模式赋予了学习效果的惟一衡量标准，即考试分数。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支配下，学习的差异性被销蚀掉了。很少有学生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领悟“四书”章句的精妙。弄不好，进入课堂的“四书”也像古代秀才作制举文一样，被当成囫囵吞枣的教条。
第三，“四书”进课堂遇到的最大的技术难题是由谁来主讲这些课程。我们真正担心的是，有多少熟读经典的老师能够对学生开讲“四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师资的任务当更加严峻。
抗日战争期间，梁漱溟受困香港，他与萨空了闲谈时说到开蒙时竟然没有读过“四书”“五经”，而是读《地球韵言》。他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是经常翻书的结果，这种解释对我们不无启发意义。
■河北 王长征彭秀良
《功夫熊猫》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功夫熊猫》6月20日强势上映之后，已创下今年引进片首周末的票房纪录。这部好莱坞动画大片在国内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引发了一连串的“抵制与反抵制”闹剧，其中最令国人羞愧并引起反思的似乎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拍出《功夫熊猫》的“又”不是“我们”？
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好的产权制度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长期以来，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更重视有形财产，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却长期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保护不力，这些注定了难以催生出高度发达的相关产业。
因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尽管我们拥有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却难以有效地产业化传统文化，使之成为走向世界。我们十分悲哀地陆续发现:《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动画大片出自美国，《三国志》系列电子游戏出自日本。今年6月5日正式出台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充分表明知识产权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假以时日，一旦在影视制作领域形成完善的市场环境，各种资源要素都活跃其中并发挥积极作用，谁还敢说我们拍不出《功夫熊猫》、《花木兰》呢？
■浙江宣华华
多一点不同的声音
近日，韩寒的一通书论，引起了舆论大哗。其实是没必要的。对作品有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
孙犁先生每读一本好书，总会情不自禁地写下些文字，抒发内心感受。我读他的书简，更从心底里佩服他直言不讳的书论。
孙犁敢于直言自己的看法，例如对沈从文。他在致陈晓峰信中坦言:“但我读沈的作品不多，只读过他写的《记丁玲》、《记胡也频》等书。直到现在，我也不大喜欢他的文字，我觉得有些蹩脚。”这封信写于1991年1月。
孙犁在致徐光耀的信说:“这两天翻阅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艳阳天》，这是有生活、有情节、有语言、有人物的作品，虽然我是‘跳’着看的，但很赞赏。”这部书想来40岁以上的人都不会陌生，曾经红极一时。后来的事就不说了，总之反对意见也不少吧。但在过了许多年后，先生仍能如此评价这部作品。孙犁这封信写于1990年11月。
孙犁曾说:“多大的作家也不能使所有的读者都拜倒在他的名下。”例如莫泊桑、都德的短篇，虽然都无懈可击，但他自己就不那么喜欢。比较起来，他更喜欢普希金、契诃夫、梅里美、高尔基的短篇。因为后者“更合乎我的气质、合乎我的脾胃。”“你喜欢的就多读一些，不喜欢的就少读一点。”
遥想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言论是何等的自由！多听一点不同的声音吧，说几句空话能怎么样啊，天塌下来还有地顶着呢。
■浙江 骆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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