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周报->文化三维 文化与文明 2007-07-06 作者：钱定平     ——在香港迎接回归十年的思考     ■钱定平     ●讲文明和有文化还是两码事。“桃花源”当然很讲文明，“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没有文化。而且，真正的文明背后，就更加需要健康而深厚的文化。     ●在文化和文明的纠结上，内地不妨把香港看成前车之师，而香港不妨从内地的一些例子用以自警。     钱定平:曾在国外任计算机科学与语言学教授。著有《海上画梦录》《美一个混血女郎》《科学如此多娇》《Logo的文化史》等。     在香港喜逢回归十年大庆，欣喜之余，也有感触。文化与文明就是我观察到的一个奇怪问题。     “一国两制”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构想，不仅是解决历史遗产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使她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妥善格局。回归后，首战金暴恶煞，再斗SARS凶神，香港人民发挥神威，披荆斩棘。还发生过一件趣事，就是著名杂志《财富》和《时代》曾经对回归作出不祥的预言。后来，它们俩都又俯首认错，贻笑大方。两杂志主要以经济来立论。其实，还有个文明和文化相互纠结的问题，更是香港和内地双方的荦荦大端。而且，也似乎可以互相借鉴。     回归十年之际，香港资深出版人陈万雄先生谈香港现状，意味深长地说“讲文明不等于有文化”。这句话非常值得思考。     过去英国人统治香港，文化政策是由统治殖民地的需要而确立的。其中，包括对居民最基本的文化教育，以及市民文明习惯和风气的培养等等。目的当然是为了便于统治与管理，但也应该承认，这倒也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所以，今天的香港是一个相当文明而和谐的社会，凡是内地天天高喊口号反对的“不文明”现象，在这里几乎看不到。“廉政公署”叫贪腐望而生畏，所以被评为亚洲第二最廉洁地区，世界上也名列前茅。至于资本血腥起家般的“黑窑”，也已经是遥远的英国、遥远的年代的事情了……由此想到，“一国两制”构想之所以卓有远见，就在于不割断这种已经累计百年的文明传统，而是促使它更加健康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桩伟大创新。今天的香港如此和谐壮美繁荣，不可否认，延续着而没给破坏的社会文明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正像陈先生讲的，讲文明和有文化还是两码事。“桃花源”当然很讲文明，“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没有文化。而且，真正的文明背后，就更加需要健康而深厚的文化。我既不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也不觉得她目前很有文化根底或文化追求。先初略看一看。今年香港“高考”十个“状元”，其中五个志愿学商，学理科的只得三个，而一人半商半文，真正立志学人文的只得一人。当然，不能说“重商”就一定等同“无文”，但至少反映了年轻人的主要倾向。看来，香港在主流意识上还没有确认，一个衣食住行已无大忧的发达社会，要解决今后的社会发展大问题，主要还得依靠心智上而不是物质上的人文力量。当然，也就需要更多的莘莘学子关心这件大事。     我不禁回忆起“前物质”时代来。在文化上，香港曾经有过一个大师荟萃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五四文学健将许地山(落华生)1935年到香港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又兼任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像他这样中学西学融会贯通的学者，不会不对香港的健康文化起到极大推进作用。后来，四十年代末钱穆、唐君毅、牟宗三与徐复观等鸿儒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调，以书院为形式，来香港讲学和著述。他们把当时中国成就最高的学术和著作引进来，增加了香港文化的深厚度。而且，还以书院这种中国文明特殊而有效的传承接续方式，将我中华文化传播到海外，使得香港起到了桥头堡的作用。观察今日世界级的学者，无论是活跃在科学界(如数学家丘成桐、物理学家崔崎等)的或是文史界(如史学家余英时等)的，有不少人正是在香港练就了远翥高翔的双双健羽……由于所受的正是立足于我中华文化的教育熏陶，所以，当时的学子有理想、抱负和使命感。即使从香港再负笈远游，也多半不是为了得学位或做洋人，而是为了真正了解欧美与日本文化特点和现状，回过头来观察和解决自己民族的问题。为了启动祖国的现代化进程，或从小的方面来说，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力求对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人们，就自有不同精神风貌。就拿小说家张爱玲来说，在港大苦读三年，全都是西式教育，可是却成就了她纯粹中国气派的小说。总之，从“大中华”文化圈来说，香港曾经一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是一个有文明而且有文化的时代。     自从那时以后，香港在经济上突飞猛进，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相比之下，文化上却没有同步增长。正像身居其中的陈万雄所说，目前反而有“边沿化”的趋势。我想，再拿港胞本应该最没有问题的的英文教育来说说。有个电视台曾经拿十个英文词考问香港路人，居然没有一个认得igloo(冰屋)一词，至今传为笑话。今年，“高考”英文又连续滑坡，英文科合格率创十二年新低，只有73.9％考生达标。再说文艺吧，从我个人欣赏的角度，近年来香港影视作品乏善可陈。过去年代夏梦的《新寡》，鲍方的《屈原》和钟楚红的《秋天的童话》等等，已经久违了。这些问题，可能就不是再出几个李嘉诚、霍英东所能解决的。     在文化与文明上的问题上，思考香港对内地会有启发。上海与香港相比，我斗胆想说，是“有文化(每年多少世界级文艺演出，海量书籍出版，人均大学生数等等)而缺文明(市民的不良习惯与风气，官员不能自律等等)”。至少，也是两者还不协调。正如香港，我小时候那个“讲文明”的时代，也曾留下珍贵回忆。所以，事情也有个来龙去脉，有可为有不可为。     从长远看，内地和香港都面临着同样问题，既有旧文章的难题，也有新篇章的困惑。其实，两地的问题可以结合起来观察。温饱即将解决或解决之后，必然产生精神上的“黑洞”。另外，物质生产加速和物质欲望横流，两者比翼齐飞；商人成了最强的社会力量，消费变为最大的社会运动，追欢求乐定会成为众人的生活目的。所以，在文化和文明的纠结上，内地不妨把香港看成前车之师，而香港不妨从内地的一些例子用以自警。这样一来，许多问题也许会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