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刻人生黑白分明 |
| 2010-06-25 作者： |
——追忆版画家杨可扬先生
■韦泱
五月三十一日，我国新兴版画运动硕果仅存的前辈、九十六岁的著名版画家杨可扬先生因病辞世，走完他“黑白分明”的人生之路。
画坛朋辈交谊深
三月底，春光明媚，柳树绽开了青青的嫩芽。我一路欣喜地前去探望可扬前辈。踏进病房，杨老正在阅报，气色不错。他高兴地说，天气转暖了，过几天清明后就可以回家。
这次交谈，我们聊了不少事情。不知怎么话题就转到了年初去世的版画家邵克萍，杨老沉痛地说:我们相识于一九四四年，是患难至交啊！那一年，可扬应版画家郑野夫之邀，来到福建赤石镇，加入野夫主持的“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简称“木合厂”)，在那里，结识了版画家邵克萍。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环境下，他们制作木刻工具，供应各地木刻青年，又根据青年们的来信，热情解疑答难，进行木刻辅导。由此，他们三人萌生了编写一本木刻通俗读物的想法。说干就干，野夫负责收集资料，克萍忙着封面设计和插图，可扬执笔撰写文字，不到十天时间，一本名为《给初学木刻者》的书就合作编竣，作为可扬主编的《新艺丛书》之一，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出版，署名为“野夫、阿扬、克萍合作”。记得，可扬曾摩挲着《给初学木刻者》对我说:“那时纸张紧缺，只能搞到这很粗糙的土纸来印刷书刊。”我说，土纸虽然外观不雅，但因是特殊时期的稀有物，今日看来，更显珍贵。在这样的环境下，野夫、可扬、克萍出版此书，为木刻艺术的普及作了可贵的努力。可惜的是，野夫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不但是木合厂的创始人，更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版画前辈，生前出版过《木刻手册》《怎样研究木刻》等专著。可扬曾撰写《回忆野夫》一文，表达了对这位“我国最早的老木刻家的钦敬和怀念”。
这就是可扬与野夫、克萍最初的共事与合作。为庆祝抗战胜利，他们将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木刻作品带到福州、南平等一带进行流动展览，扩大影响。一九四六年，木合厂迁往新兴木刻的发源地上海，在大名路台湾银行楼上恢复生产和经营。此时，“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亦从重庆迁到上海，一时无经费租房，暂以木合厂作为通讯点，向全国征集抗战木刻作品。可扬配合木刻协会筹备了两期全国性的木刻函授班，编辑出版四期《木刻艺术》，加强了协会与会员的联系。一九四七年，在“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热潮中，可扬、克萍刻制《老来苦》《百姓吃苦，官僚发财》等木刻传单，交同济大学学生进行义卖。在上海解放前夕，他俩又一起接受地下党指示，创作木刻传单《垮的日子》《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张贴于上海的街头巷尾。又为人民保安队刻印臂章，迎接上海解放。之后，他俩还常常一起深入工厂农村，投身创作。一册精装的《克萍版画集》，作序者非可扬莫属。而可扬每每需要查阅木刻方面的史料，克萍总是倾其所有，慨然提供。
时光匆匆，天不假年，九十四岁的克萍亦随野夫而去，令杨老唏嘘不已。我说，您为克萍写的那句话，邵黎阳老师已制成藏书票了，内容是“我向克萍同志严肃的创作态度敬业的工作精神规律的生活习惯学习现在你走了可扬为你送行二○一○年一月十六日”。黎阳说这句话很贴切地对其父亲的一生作了高度概括，他制成书票，既是对父亲永远的怀念，也见证了两位老人半个多世纪的友情。黎阳将这帧书票赠我留念，使我铭感在心。杨老听后，似乎感到了一丝宽慰。我告诉他，邵黎阳已将克萍生前审定的《邵克萍画传》设计编排好了，由宁波博物馆资助出版，克萍生前为家乡博物馆捐献了许多版画精品。如可能的话，亦可让张老师(版画家张子虎，杨老女婿)编一本您的画传，不妨由您捐过作品的家乡资助出版。杨老听后说，编本画传，总结一下一生的创作，倒是可以，则是遂昌经济不如宁波发展得那么好。听话听音，我马上明白了杨老的意思，他是不愿意麻烦家乡啊！这又一次让我想到人们所称赞杨老的“好好先生”这四个字。
作为我国版画界前辈，在上海乃至全国美术界，可扬的人缘是有口皆碑的。无论是在职还是离休，他从未与人红过一次脸，更不为自己谋一点私利。早些年，他还在出版社副总编的任上，亦不以职务之便，出版个人画册，编辑部多次将他的画册列入出版选题，到他手里审批时，都被他“一笔勾销”了，可谓“黑白分明”。直至他离休后，出版社为贺他九十岁生日，制作了《可扬九十寿》纪念卡，上面印了他一句朴实之言:“人生就要像版画一样一丝不苟，黑白分明。”
一生钟情木刻刀
一九一四年八月，可扬生于浙江遂昌的偏僻山区。他在读小学时，就显露出绘画的聪颖，能把丰子恺的漫画临摹得惟妙惟肖。还试着向上海的报社投稿，居然得以发表，还收到了稿费。这就坚定了他要成为画家的信心。后来，他从乡村来到上海，考入由汪亚尘主持校务的新华艺专西画系。可是终因家境贫寒再一次失学。但他不气馁，坚持画画投稿，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着极不安稳的生活。
一九三七年，新华艺专的几位同学办了一个木刻学习小组，可扬置身其间，成了活跃分子，他们请来老木刻家马达进行艺术辅导，从此，他不仅着迷于木刻版画，而且创作技法有了飞跃进步。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二十出头的可扬毅然投身到抗日宣传中，以一把木刻刀，一腔爱国热血，为抗战奉献青春年华。他创作的第一幅抗日题材的木刻，题为《保卫祖国》。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木刻生涯。
抗战胜利后，可扬回到上海，与王琦等木刻朋友一起，筹备规模颇大的《抗战八年木刻展》。这一时期，他的木刻艺术形成了一个创作高峰。《教授》《张老师好》《撤佃》等一批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同情民众疾苦的作品相继问世。还创作出版了木刻连环画《英英的遭遇》。
建国后，可扬参加了《华东画报》的美术编辑工作，与姜维朴、黎鲁、赵延年一同共事。一九五○年，他与赵延年合作出版了《可扬、延年木刻选》。他钟爱版画，刻刀在握，他会忘却一切，沉醉其间，在艺术的海洋中畅游。熟悉可扬的朋友都知道，他脸膛红润，嗓音洪亮，除了天气冷暖交替之际，会复发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外，他一直健健康康的。即使在住院期间，医生护士都说杨老体质恢复得很快，思路清晰，和善可亲，活到百岁没有问题。
二○○四年，可扬与家人一起，专程去了一趟家乡遂昌，将他一七七幅木刻精品无偿捐赠给家乡人民。之后，又去了江西三清山，登山时拍下的照片，让年轻人看后都钦佩不已。接着又去杭州作三日游。那时他已年逾九十，还能作如此远游，令人赞叹。那一年，可扬还被评为第六届全国健康老人呢！
然而，可扬从来不谈养生之道。他说自己没有长期进行某种体育活动的习惯，练过太极拳，也没有持久。出身农家，从小在河边放牛，到山上砍柴，练出了一股不怕吃苦的精神，也锻炼了身体。即便到了晚年，他也歇不下来，总要找事由出去走动走动。早上到居家大楼下的苏州河畔散散步，经常去附近的邮局寄信取邮件，来来回回，也是一个多小时的散步。无论住南阳路，还是在半岛花园，他都经常参加社区的文化活动，到小区的“版画沙龙”去看看聊聊，为社区美术爱好者作些创作辅导。大家敬重他，因为他是著名画家、文化老人，但又一点也不觉得他有名画家的架子。
作为版画家，可扬日复一日，运用木刻刀，根据设计的画稿，在木质材料上一刀一刀镂刻雕凿，再行拓印。这就是木刻，版画艺术的一种形式。几十年不停的木刻创作，练就出可扬一身好筋骨。这是他长寿的主要因素。他说，书画家一般多长寿，因为作画写字在不断运气，其效应犹如气功。木刻与书画相比，更有其特殊性。前半段作画的过程差不多，但木刻后半段却是用力刻制的过程。一幅木刻刻完后，还要印上几十至上百张，如果是套色版画，还有几道十几道的套色工序。这些都是力气活啊。所以，搞木刻一半是脑力劳动，一半是体力劳动，是脑力与体力的交替运动，亦是最佳的健身运动。可扬说，他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木刻刀，一辈子都在锻炼，这是一种很愉快的劳动。进入晚年后，明显觉得力不从心，“弄版画真叫吃力”，杨老感叹说。他有方印章叫“可扬刀耕”，他不停地用刀在纸墨与木板上勤奋地耕作。这样一种脑体综合运动，不啻是一帖极佳的养生良方。
那次聊谈后，天气就真的春暖花开。从四月到五月，我想，杨老应该回家了，他在家里，需要有个安静的休息环境，几次想打电话问候他，都怕打扰而作罢。只是给子虎老师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转候之意。
其实，杨老一直未能实现出院的愿望。四月二日，天气骤变，他可能不慎着了凉，病情急转直下，反反复复，几度危急，终因病菌感染，导致呼吸系统衰竭……
倾力倡导藏书票
藏书票作为一种藏书的标记，表示对书籍的珍爱之意。杨可扬曾说，“藏书票是读书、爱书、藏书的信物”，此言精辟之至。作为一种“舶来品”，藏书票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流传到我国。而首先使用藏书票的，多是爱书、写书的作家，他们为拥有一帧印有自己姓名的藏书票而倍觉自豪与珍惜。在以作家姓名刻印而成的专题藏书票中，我见之最多者，是出自可扬之手的精美之作，这些有着“神珍版画”之称的藏书票，玲珑剔透，溢满书香。
可扬在进入晚年后，因精力不济，大幅木刻已少有创作，除画些国画外，倒对藏书票创作情有独钟，真正是“刀耕不辍”。一九八四年四月，上海出版系统应香港所邀，赴港举办上海书展，这是新时期开始，内地在海外举办的第一次大型书展，沪港双方都特别重视。香港主办方展前想出了一个极妙的点子，恳请可扬为这次书展制一张藏书票，印刷出来作为礼品赠送读者。可扬愉快接受了这一邀请。他从古诗“水清鱼读月，山静鸟谈天”句中获得创作灵感，从“读月”想到“读书”，构思出三条活跃之鱼紧紧围绕水中之月的画面，寓意“大家来读书”。这帧《上海书展·鱼读月》的书票，在书展期间博得众多香港同胞的青睐。此后，可扬一发而不可收拾，二十多年来，创作了三百多种藏书票，题材丰富，构图各异，在书票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而其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为作家们创作的专题藏书票。
身为画家的可扬先生，在与作家的交往中，对作家们爱书如渴的心情有着深切体会。他先后为几十位作家创作了刻有他们姓名的专题藏书票。细细品尝，每一帧都精致隽永，凝结了他一番心血。意境虽各有不同，然风格却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线条粗犷有力，画面厚实凝重，尤其是删繁就简的艺术手法，使画面更显单纯简洁，亦更具凸现主题的视觉美感。
一片青青的翠竹，竹林下有一个背着背篓的默默独行者。这帧《巴金珍藏》的藏书票，让人想到，这竹，一定是四川的方竹。从故乡走出来的巴金，一直就是这样背负故乡沉甸甸的希冀，像山民那样默默辛勤劳作，是一个“把心交给读者”的前辈作家。可扬曾出差去四川，他看到此地的方竹敦厚、结实、挺拔，想到这就是巴金的为人品质、道德文章的真实写照，便以此为立意，创作了这帧书票。巴老在世时，常以此藏书票赠送友人，可见他对可扬制作的书票甚为喜欢。
还有赵家璧、柯灵、林放、丁景唐及台湾的著名诗人痖弦等书票，均具特色。对藏书票颇有研究的现代文学史专家陈子善说:“专用藏书票，系版画家或其他艺术家对票主(即藏书人)专门限量制作的，以艺术的独创的画面，展示票主的身份、个性、特长、爱好为上品。”可扬创作的作家藏书票，就是这样的上品之作。
二○○五年，可扬知我爱书，为我特制了一帧《韦泱藏书》的专题藏书票，令我爱不释手。使我更为惊喜的是，可扬先生怎么知道我爱荷花的呢？只能说是“心有灵犀”了。百合与荷花，在可扬的画面上常常出现，可见画家的心与这两种花的品性十分契合。可扬为我制作的专题藏书票，我一直珍藏着，直到去年我出版第一本书话集《人与书渐已老》时，才彩印若干，贴在书的扉页上，供书友清赏。
从一九八四年我国成立“中国版画藏书票研究会”至今的二十多年，也是可扬实践创作，倾力倡导藏书票的二十多年。谈起这个过程，上海美协版画藏书票艺委会副主任邵黎阳感同身受，对可扬充满敬意。他说，上海的藏书票活动能得以不断发展，可扬功不可没。“梅园杯”上海国际藏书票邀请展，两年举办一次，能坚持下来，与杨老的支持和指导分不开，他不但将最好最新的作品送展，还担任名誉主任，为画展题字、撰写前言。有杨老作坚强后盾，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就有了不少底气，心里踏实很多。年初，我与黎阳叙谈中还说起，等杨老出院，听他聊聊藏书票，对二十多年上海藏书票发展历程作些回顾，留下些文字资料。可惜，斯人已逝，机会不再。
上海还有一个民间藏书票机构叫“弗闲斋藏书票馆”，成立十年来，可扬一直是他们的艺术顾问，不但无私地提供许多珍贵书票，还为馆办报刊题写刊头。说起这些，主事者郭元瑛老师也是声音哽咽，感受颇深。
可以说，藏书票是可扬先生晚年艺术生涯中一种不可或缺的情结。藏书票激发了他的创作活力，延续了他的艺术生命。他为此付出了诸多心血。他一生中留下的最后一幅作品，就是年初以木刻手法创作，以书票形式问世的《新年好》虎年生肖贺卡。画面上，“海宝”骑在虎背上，高举2010的旗帜，向着世博年进发。作品的手书落款为“可扬2010”。这是我国版画界年龄最大画家的心血之作，充满着虎虎生气。
可扬一生除了作画，还写下有关美术的数十万文字，曾出版《新艺散变》《可扬艺事随笔》等专著。今年一月，他为《杨可扬木刻贺年卡》(上海科技文献版)写了《前言》，这是杨老在其最后一本画册中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篇美文。他说:“寄贺卡，祝新年，报平安，念朋友，成了我每年这时必做的功课。”
总是念着朋友的可扬，我们永远怀念您。
人生就要像版画一样一丝不苟，黑白分明。 ——杨可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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