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特稿 思想的盛宴 2008-09-12 作者：昂智慧     ——《跨文化对话》创刊十周年前夕访主编乐黛云     ■昂智慧     《跨文化对话》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单一学科和单一文化的垄断，从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想等各方面来促进中外思想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并通过引进新思想为中国社会改革做出贡献，为构建一个负责、多样和团结的世界而努力。     昂智慧(以下简称“昂”):乐先生，您好！《跨文化对话》(Dialogue　Transcultural)创办十年以来，其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该丛刊的主编，您是否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丛刊创办的缘起？     乐黛云(以下简称“乐”):我们关于“跨文化对话”的理想和尝试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了。1991年3月，总部设在巴黎的欧洲跨文化研究院曾以“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为题，与中山大学合作，在中国召开了第一次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6月，更大规模的中国和欧洲学者对于丝绸之路的共同考察和作为总结的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以“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为题，在北京大学召开；1996年6月又在南京大学召开了“文化的差异与共存”国际学术讨论会。几次会议虽然都很成功，而且也都出了中、外文版论文集，但大家总觉得意犹未尽，希望能有一个园地，可以持续不断地进行这方面的讨论。于是，在南京大学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创办《跨文化对话》丛刊的设想。同年8月，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欧洲跨文化研究院三方又在北京相聚，对丛刊的宗旨、组稿和出版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磋商。1997年5月，在北大召开了以“未来十年中国和欧洲最关切的问题”为题的第四次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对此又作了更具体的商谈。同年7月，法国夏尔－雷奥波·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ph)和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以及中山大学的王宾教授一起，在巴黎维拉苏古堡组织了第一次中欧跨文化合作会议，确定了一系列具体合作项目，包括《跨文化对话》丛刊的出版；会议决定《对话》中文版由北大和南大合作主编，英、法文版由欧洲跨文化研究院主编，中方出版事宜交由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负责。《跨文化对话》丛刊终于在1998年10月与读者见面。     昂:从您对《跨文化对话》创办历史的回忆来看，它与人类进步基金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您是否可以就此作一些介绍？     乐:的确，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密切参与了《跨文化对话》丛刊的创办活动。《跨文化对话》丛刊是人类进步基金会“文化间丛书”大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现今唯一一份中法合办、双语出刊的丛刊。人类进步基金会和该丛刊都是以促进人类进步和不同文化的和平发展与相互沟通为主要宗旨。基金会对丛刊重在精神和思想的共鸣，并不干预丛刊的具体工作。十年来两方面合作很好，在已出的二十三期中，许多专题都标志着双方的合作、沟通与共识。昂:从丛刊内容和合作伙伴可以看出，《跨文化对话》不是一个单纯的学院式的学术刊物。乐先生，您是否可以就这方面谈谈你们的构想？     乐:是的，概括地说，该刊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单一学科和单一文化的垄断，从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想等各方面来促进中外思想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并通过引进新思想为中国社会改革做出贡献，为构建一个负责、多样和团结的世界而努力。在组织一次次国际会议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说:当我们期待历史掀开新的一页的时候，历史往往也在期待我们的行动。这个声音提醒我们，人类有责任去思考。我们的丛刊是一块思索的天地，思考的是一些重要话题，如社会治理、高等教育改革、权利与责任、新型发展模式以及共同伦理基础等等。我们办丛刊就是为了寻找一种载体，从而冲破旧有体系的桎梏，让各方的特色和创新都得到表达，使得我们的思考和行动实实在在地开展起来。我们相信无论各种文化体系有多复杂，无论我们之间有多少差异，但我们毕竟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之上，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尽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会有不同的思考，然而穿越历史的时空，现代人会以现代的视角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只要在不同文化间开展经常的交流和沟通，这些问题就能逐渐达成理解和共识。     昂:听了您这一席话，我的心情也异常激动，为您所表达的人类理想而感动。心怀这样远大的目标，《跨文化对话》丛刊在组稿的构思方面一定也有别开生面的表现。您是否能谈谈相关的情况？     乐:丛刊一般以重大问题为引导来组织稿件，同时密切关注当下发生的国内外事务。例如，在大学教育问题上，第十七期发表了卡兰默和SuGaiguan有关教育改革的文章，反映了他们在巴黎大学改革和国际互联网改革中的看法和经验，同时也呼应了丛刊第十三期“大学改革论坛”中的中国高教工作者的争论。随后，丛刊第十九期又发表了有关“高等教育和大学精神”的专辑。其中包括卡兰默的《21世纪的大学》、陈力川的《欧洲大学的演变和大学的使命》、高宣扬的《EdgarMorin教育思想介绍》、莫斯科大学校长V.A.Sadovnichii　和圣彼得堡大学校长L.A.Verbitskaya的讲话以及其他中国高教工作者的论文。     丛刊的一些专栏特别体现了我们办刊的宗旨和特色。如第四期的“精神与信仰间一个世纪的交流”圆桌会议，率先发表了哲学家德里达的《世纪与宽容》和安伯托·艾柯的《探寻交流的语言》。第六期有“人文科学”及“普世伦理”的专栏，第九期以“建设负责、团结和多元的世界”为主题，开辟了“首届世界公民大会”专栏，发表了大会通过的《人类责任宪章》和各与会者的重要发言。这些专栏综合地展现了我们对于思想理论和具体实践两者的同等重视以及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所采取的立场。我们想要传达的理念就是:“思想家”和“实践者”是不能割裂的，要认识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行动、思考和通过具体经验的交流。     昂:《跨文化对话》的每一期都是一场思想的盛宴。这个成绩应该既得力于贵刊的社会关怀，也与贵刊在文化思想上的追求密切相关吧？乐先生，您是否可以结合丛刊的名称来谈谈这方面的思考？     乐:《跨文化对话》这个刊物的名称本身就是一个思想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相当复杂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仅提出了我们的理论主张，同时也展现了我们的实际行动。“跨文化对话”这个概念既涉及多元文化的存在，也涉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实际交流。     多元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三千余年来，希腊、中国、希伯来、印度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非洲文化等多种文化始终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人类社会。目前，第三世界在挣脱殖民主义的枷锁之后，急需在新的基础上，在与西方的平等对话中，更新自己的古老文化传统，完成文化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也产生了诸多问题，特别需要找到一个参照系，一个“他者”，以便用一种“非我的”、“陌生化”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设限”，寻求新的发展。因此，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实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一项重大历史要求。对话当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对话总比对抗要好，也许惟有对话才是避免屠杀和战争的首要途径。     昂:关于对话，西方许多学者都有深入的思考和见解，您也多次谈到过对话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您是否可以谈谈对话存在的问题呢？     乐:在对话的过程中常常遇到四种难解的悖论。一是普遍与特殊的悖论，二是保持纯粹与互相影响的悖论，三是他者与自我的悖论，四是沟通话语的可解与不可解的悖论。     普遍与特殊的悖论首先表现为后殖民时代一部分人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坚持，他们片面强调一切被指为“普遍”的东西多是独断的、僵化的，并有强加于人的暴力倾向；他们反对任何结构性的制约，认为没有所谓普遍性，只有互不关联的特殊性。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他们所谓的“普遍性”就是“真理”，应该强加于全世界。“普遍与特殊”是传统文化长期讨论的命题，古今中外大体都承认这是一对不断变化的矛盾统一体。然而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两者却发生了深刻的断裂。这种断裂严重影响了各方面的和谐，使社会难以发展。重新沟通和弥合这种断裂，在不断对话的过程中回返普遍与特殊的正常关系是发展多元文化，保护文化生态，缓解文化冲突的重要环节。     如何既保持纯粹，又能接受有益的相互影响，也是对话过程中的一个悖论。要保存文化的多样性，当然是各种文化越纯粹、越“地道”越好，但为了发展，不同文化之间又不可避免地需要互相渗透、吸取和补充，以至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否有悖于保存原来文化的特点和差异呢？这是不是会使世界文化的差异逐渐缩小，乃至因混同而消失呢？其实，从历史发展来看，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总是通过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过滤来进行。一种文化被引进后，往往不会再按原来的轨道发展，而是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新的，甚至更加辉煌的结果。因此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并不是“趋同”乃至“混一”，而是在新的基础上产生新质和新的差异。     对话中的他者与自我关系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首先，我们从自我出发，总想同化对方，说服他接受我的想法。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牺牲对方的特色而逐渐趋同。因此勒维纳斯特别强调应该从他者出发，关注他者最不清楚，甚至最不可能理解的那一面。因为他者是我所“不是”，不是因为他的性格、外貌和心理，而仅仅因为他的相异性本身。正是由于这种相异性，我与他人的关系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融合，而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然而，只强调相异性，就很难达到理解和沟通的目的，不强调相异性，又会发生混同融合等情形。这种他者与自我的悖论正是“生成性对话”的最有意义，也最困难之处。     不同文化的对话还有个话语问题。对话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可以达成沟通的话语(不是语言，而是游戏规则)。长期以来，发达世界习惯于西方中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要求他们以平等的心态去理解他种文化的陌生的话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第三世界所面临的是发达世界早已长期构筑完成的一整套概念体系，也就是一套遍及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长期占统治地位并被广泛运用的话语，要回归或部分回归本土的话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直接面对的难题是:在跨文化对话中，我们既不能全用外来文化话语，又不能全用本土文化的话语，对话将通过何种话语来实现呢？这个难解的话语的悖论也是对话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以上悖论的解决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注意到这样的悖论至少可以有助于对话的进行和对话质量的提高。例如，经过多次对话，也许可能在实践中逐渐建构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的新的话语。重要的是要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从不同文化角度来进行探讨，交换意见，久而久之，新的话语就会形成。《跨文化对话》就曾提出过很多这样的话题，如:“如何面对人类的痛苦——今天人类的痛苦和二千年前相比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文化发展的趋势是趋同还是多元？”“未来十年中国和欧洲最关切的问题是什么？”“关于技术发展的忧思”，“人类基因组的秘密与人类的未来”，“耗散结构和老子——21世纪的世界文化”，“世界正面临终结，还是其未来已然开始？”“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如何寻求沟通的语言？”等等。这些问题由世界各地的学者提出，也都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当然，《跨文化对话》中还有不少文章是谈某种文化独到之特色的，但由于观察角度的不同，接受者文化框架的不同，潜隐的对话依然存在。     昂:最后我还想请教乐先生一个问题:您认为《跨文化对话》与文学研究，特别是你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     乐:从古至今，各种不同文化都在探索如何解决有关生存之道的共同困惑，而文学艺术总是走在最前沿，这是因为文学主要诉诸感情，较少功利打算，使人们易于倾心交谈。所谓比较文学就是一种跨文化的文学研究，它所研究的正是不同文化中各种文学的“文学间性”，它本身就是不同文化所构成的“文化场”或文化网络中对话的产物。因此，比较文学常常是《跨文化对话》的一个很重要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跨文化对话》所开设的“说东道西”传统栏目，就不乏精彩的比较文学研究论作。     《跨文化对话》中方主编乐黛云与《跨文化对话》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