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特稿 俄苏歌曲情缘 2008-06-06 作者：余倩     ——中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薛范答问     ■余倩     薛范，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翻译协会会员，俄罗斯国家最高荣誉“友谊勋章”获得者。     薛范，18岁考上大学却因残疾被拒之门外，从此踏上更为艰辛的道路，自学了俄语、英语、日语，翻译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歌曲，1998年被上海师范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半个多世纪来，薛范将苏联和俄罗斯的歌曲作品译介到中国，《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雪球花》等许多脍炙人口的俄苏歌曲都是通过他的手在中国的大地上获得了新生。     他的一生的传奇经历，他的精神和贡献让无数人钦佩和动容，俄罗斯人把他称作中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     采访伊始，薛老就对媒体采访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提出了要求，他说:现在有一些媒体喜欢煽情而不注重学术。希望这次采访能够多谈一些学术性的东西。     余倩(以下简称“余”):您已经出版了很多苏联歌曲方面的书籍，最近又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俄苏名歌经典》(1917～1991)与《俄苏歌曲珍品选集》(钢琴伴奏/中俄文歌词)，这两种书与您过去的书有何不同？     薛范(以下简称“薛”):这两种书为我一生译介和研究俄苏歌曲画上了一个句号。过去出版的歌曲集，当时苏联还存在，现在苏联解体了，一个朝代结束了。朝代的结束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对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的某些事物做出比较冷静的客观的回顾、反思和评价。新书《俄苏名歌经典》简谱本，共收入创作歌曲298首，不仅有上世纪50年代在我国家喻户晓的作品，而且也收入了60－80年代的佳作，可以说是俄苏歌曲的一个编年史。《俄苏歌曲珍品选集》五线谱本，附钢琴伴奏，便于音乐会演出，主要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收入创作歌曲，有68首，其中大多是曾在我国广为流传的作品；后一部分为俄罗斯民歌，20首，都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流传极广的民歌。这两种书后面都附有“歌曲说明”，介绍歌曲创作的经过和流传的情况以及产生的影响，还有对词曲作者的简介。这些资料都是国内稀缺的，是这两种书最有价值的亮点。     余:这么多珍贵的资料您是如何收集的呢？     薛:这是我一生的收藏，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一生的积累都浓缩在这三本书里了。我去过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图书馆里乐谱和音乐书刊很少，现在虽然有了音像资料室，但俄苏歌曲方面的资料也不多。我知道上海音乐学院曾经有不少珍贵的俄苏歌曲原谱，可惜“文革”时期遭遇一场大火，全都烧毁了。现在有了网络，的确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就是通过网络查找到的。     余:您有没有翻译其他的文学作品呢？歌词的翻译与翻译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相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薛:我50年代也翻译过一些文学作品:诗歌和话剧剧本等，但是没有翻译过小说。最初，我既翻译诗歌也翻译歌曲，两者基本是同时进行的。只是在“文革”以后，我才单打一，除了歌曲译配，再没有翻译过其他。歌曲的翻译和诗的翻译，两者的要求有许多是相同的，比如，都要讲究韵律、讲究文采、讲究意境，等等。而两者不同之处，换句话说，歌曲译配不同于诗篇翻译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翻译出来的歌词必须考虑到与音乐的最佳结合，这就不简单了。创作歌曲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在词的基础上再配上曲的，但是翻译外国歌曲恰恰相反。这有什么不同呢？打个比方，把歌词比作脚，那曲调就是鞋了。创作歌曲就是按照脚的尺寸定做合适的鞋子。而歌曲翻译则是鞋(曲调)已经摆在那儿了，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到尺寸正好般配的脚，太小了不行，太大了也不能适足削履呀。译配歌曲就是要为水晶鞋找到辛德瑞拉(灰姑娘)的脚。我看到过现在一些大学生译配的歌曲，它们存在很多问题，脚和鞋不太般配。那些大学生外语水平相当好，但是缺乏中文功底，也不懂得歌词字音与旋律进行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为一个音符配上一个字这就是歌曲译配了。这样翻译出来的东西是无法歌唱的。     余:在这两本书中，多次出现了巴赫慕托娃的名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她吗？     薛:巴赫慕托娃在俄罗斯相当有名，在我国由于媒体介绍不多，所以连音乐界许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她，但是民间的俄苏歌曲爱好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她。她是继杜纳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之后又一位俄罗斯和苏联当代杰出的歌曲大师，创作的音乐作品也相当丰富:歌曲、交响曲、交响诗等等。1989年我曾为介绍她在《人民音乐》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巴赫慕托娃的所有歌曲(不论何种题材)，都体现着青年人的气质、精神、情绪和感受，所以她的作品在青年人中间特别受到宠爱。她的歌曲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时代精神。她的作品两次获得国家奖，并获得“苏联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苏联解体以后，许多苏联音乐家纷纷流向国外，但是她没有走。你翻看一下《俄苏名歌经典》最后一首歌《我要留下》，这是她夫妇俩创作的，可以视为他们的表态吧:“尽管我的祖国遭不幸，我要留下和受骗的人民在一起！”     她的成名作是1958年的歌曲《歌唱动荡的青春》，第二年我就把它译介过来了。“文革”以后我译配发表的第一首苏联歌曲也是她的作品——《幸福鸟》。我和她曾经有过书信来往，她把她的作品集和唱片寄赠给我。去年6月下旬，我访问俄罗斯时，终于和她见了面。她比我年长5岁，是位个子矮小、动作机敏的小老太，完全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子。目前我们正在酝酿邀请她访华。     余:您对俄苏歌曲的情结源于哪儿？     薛:所谓情结，是指俄苏歌曲带给我们的记忆，它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紧密相连。50年代初期是我们共和国的黄金时期，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一心一意把自己的所学所长全部贡献给祖国。朝气蓬勃、青春向上的苏联歌曲正合当时年轻人的精神需要。遗憾的是，1960年中苏交恶，我们只能把对俄苏歌曲的爱深埋在心底。“文革”是在1976年宣告结束的。“文革”虽然结束了，但当时大家还是心有余悸，很长一段时间外国歌曲没有发表的园地，直到1985年中苏关系解冻以后，我才得以出版国外的歌曲。第一本苏联歌曲集子《1917－1987苏联歌曲佳作选》就是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有意思的是，最后画句号的这两套书也是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有“始”有“终”。1994年，我参与策划的一台苏联歌曲音乐会在北京演出，当时苏联已经解体了，许多歌曲在他们本国都不再唱了，我们却在北京演出这些歌曲，当时还顾虑会不会引起什么意外的问题，没想到音乐会的门票一抢而空，黄牛票最高卖到五百元。     音乐会的压轴歌曲是《祖国进行曲》，这是一首豪迈的颂歌。全场的中老年观众都跟着一起唱，一边泪流满面。不是因为歌曲伤感而流泪，而是因为这些歌曲唤起了大家青春的记忆，唤起了人们对一个时代的记忆。压抑在大家心底25年的对俄苏歌曲的爱，一下子喷发出来了。这种情结，我想大家都是理解的。但是我的情况和他们不完全一样，我的专业是翻译、介绍和研究世界各国的歌曲，我除了译介俄苏歌曲之外，还译介了大量的欧美和亚非拉歌曲，包括传统民歌、乡村歌曲、艺术歌曲、影视和音乐剧插曲，甚至流行歌曲、摇滚歌曲等等。方方面面接触多了，自然就会进行理性的鉴别和比较。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对俄苏歌曲的喜欢是因为她的文艺性很高。就说美国的流行歌曲吧，从歌曲内容来看，你说哪些词出现的频率最高？是“I”，是“love”“kiss”“touch”，除了个人情感的宣泄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内容，更不用说有什么歌唱祖国、歌唱家乡、歌唱母亲了，题材非常狭隘。而俄苏歌曲的题材十分广泛，凡我们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接触所想望所追求的一切，都能在歌曲中得到艺术的反映。俄苏歌曲中同样也有大量的爱情歌曲，但它不是单纯的情感宣泄，而是在爱情的表达中体现出人性的纯真和美好。俄苏歌曲弘扬爱国主义和为崇高事业的献身精神，它往往把个人的命运同集体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甚至世界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人类社会要发展，无论你什么意识形态，也无论你什么社会制度，上面提到的这些精神是必不可少的。俄苏歌曲的这些品质是其他国家的歌曲中几乎没有的。而且它不是概念化、口号化，而是用非常艺术化的手段表现出来。俄苏歌曲不仅思想性强，而且艺术性高。旋律又很动听、简单，琅琅上口，容易唱也容易记。这就是我钟爱俄苏歌曲的原因。     余:您怎么看待俄苏歌曲的传承问题呢？     薛:上个世纪50年代是中苏蜜月时期，当时影响我们这代人的就是苏联的文化。后来有了整整25年的断层，虽然说之后中苏关系解冻，但彼此心中的阴影不是立时三刻能够消除的。此时其他文化进入了内地，最早进来的是香港、台湾，接踵而至的是日本、美国等。欧美文化凭借雄厚的财力成了强势文化，现在年轻的一代接触最多的是欧美文化。     俄罗斯文化受到冷遇还有媒体的因素。比如说，电视就很少播出俄罗斯的影视和音乐节目，去年起才开始有所改变。我曾和电视台的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俄罗斯节目没有收视率，我说，引进第一部韩剧的时候有人看吗？没人看。播放第二部，也没有多少人看。但是连续地播出，一部部地进来，自然而然就拥有了一大批观众群。俄罗斯节目也一样，它有内涵，有品位，有独特的魅力，你给它一个平台，它一定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     曾经有一位年轻记者说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不喜欢俄苏歌曲。我问她本人喜不喜欢，她说不喜欢。我就问她你听过哪几首俄苏歌曲？她举出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三套车》、《小路》。还有呢？没有了。我说，如果我告诉你，我不喜欢摇滚乐，我从来不听摇滚乐，你会怎么想？你一句话就可以把我堵回去:你从来不听，凭什么判断喜欢还是不喜欢？其实，年轻人的耳朵是没有偏见的。只是他们没有机会接触俄苏歌曲，自然谈不上喜欢。年轻人，只要他有“音乐的耳朵”，只要他静下心来欣赏过一回，我敢说，他一辈子再也不会和俄苏歌曲分手。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     还有一次，我看过一个有关俄苏歌曲的电视访谈节目，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子说，她认为俄苏歌曲已经过时了，她听不懂，这一下就炸开了锅。一位专家嘉宾作了最后发言，大意是说，现在是多元化时代，有人喜欢俄苏歌曲，有人喜欢欧美流行歌曲，都是正常的。这话说得不错，但我总觉得有些缺失。这不是你爱喝甜，我爱吃辣，你爱穿绿，我爱披红，无伤大雅。这涉及了怎样看待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向、艺术见解和审美趣味等问题。年轻人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俄苏歌曲过时了，听不懂”，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也明朗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什么要含含糊糊、模棱两可，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呢？作为长者和专家，我们应该明朗地告诉我们年轻的一代:什么才是真正的美。我们并不把我们的观念强加在他们身上。他们领略了各种各样美的东西之后，他们自会作出判断和抉择。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经过了岁月的洗礼。     所以我们现在办的俄苏歌曲的网站绝不是仅仅为了满足中老年朋友对俄苏歌曲的爱好，因为现在上网的大多数还是年轻人。我们要把世界上真的善的美的好东西推荐给年轻的一代，希望他们传承下去。     我曾在许多场合说过: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优秀作品，我们都应该接触，都应该介绍。     采访结束之际，我提到温家宝总理还因《俄苏名歌经典》与《俄苏歌曲珍品选集》这两种书特地亲笔写信鼓励一事，薛范老师只是开心地笑了笑，并没有多说什么。——“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是薛范老师主页上的一句话，是他的精神，也是他的信仰。     《俄苏名歌经典》与《俄苏歌曲珍品选集》在北京的签售会是在基辅餐厅(左图)举行的，那里每天都挤满了俄苏歌曲爱好者，歌唱家们的演唱水平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