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特稿 悼念彭燕郊老师 2008-04-11 作者：远人     ■远人     3月31日早上一起床，天正下雨，潮湿的空气使我忽然产生一种郁闷的感觉。也许雨天就是如此吧，我没有多想。不料，还未到杂志社，就接到韦白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彭燕郊老师已在今天凌晨三点多去世了。我一听之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彭燕郊老师就这么走了？前不久去他家时，彭老师尽管没起床，但精神还好，和我说话时嗓音洪亮，怎么说走就走了？我一时不知说什么话好，只说一句，我马上到彭老师家来。     在去彭老师家的车上，我眼前又恍如看见了彭燕郊老师生前的音容笑貌……     初识彭燕郊     在中国诗坛，再怎么孤陋寡闻，也不会不知道“彭燕郊”这个名字。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在1987年。那时我尚念中学，刚刚学着写诗，在《星星》诗刊的“函授版”上，有一篇文章专门分析彭燕郊老师的《钢琴演奏》。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彭老师的作品，我被这首诗歌彻底震撼住了。记得我当时就想，一个人怎么可以把诗歌写到这样一个地步？我那时毕竟还小，对诗坛的人与事完全处在一个陌生的状态。但我记住了那首诗，记住了它的作者叫“彭燕郊”，但我不知道这个“彭燕郊”年纪多大，更不知道这位作者和我竟然住在同一个城市。我只知道，那篇分析《钢琴演奏》的文章没有把全诗引完，使我对那首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如果哪天能够读到完整的《钢琴演奏》就太好了！没想到，这个微小的愿望竟然要等到十二年后才得以实现。     1998年元月，当时我们在长沙的诗友有几个认识彭燕郊老师，一说之下，我赶紧要他们带我去认识彭老师。我没想到彭老师就住在博物馆内。在他房门外，是一片由花盆围起的自种小花园。给我们开门的是与彭老师相守大半个世纪的爱人张阿姨。一进门，我就被满屋的书架给震骇住了。想着彭老师就要出来，我不由一阵激动和忐忑。     我们在彭老师的书房坐下，彭老师从里屋出来。我第一眼的感觉就是彭老师的确是一个诗人。精神矍铄，年纪虽迈，却神采奕奕。和彭老师一说话，我就发现，在彭老师这里，根本不需要忐忑和紧张，因为彭老师对晚辈总是有一种特别的爱护。但他不会和你拉什么家常，而是话题直奔诗歌，仿佛除了诗歌，对他就没有什么是重要的了。而且，一谈起诗歌，彭老师的语言和音容都像是一下子变成了青年，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著名诗人的架子(这种架子倒在不少自以为出了名的青年诗人身上见到)，我感觉他似乎更想听听我们年轻人对诗歌的看法。而对我来说，渴望的当然是想多听听老诗人对诗歌的理解。我很清楚，能亲耳听到像彭老师这样的诗人的当面之言，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的。     那天临走，彭老师忽然起身去了里屋，回转时手上拿了一本书，他将书递给我，是一本《现代世界诗坛》。我一惊，这本书我听说很久了，但一直没见过。我当时很想开口向彭老师借，又总觉得初次见面，不好意思开口。不料彭老师又把书拿回去，掏出笔来，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再递给我。我接过一看，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给远人诗友，彭燕郊九八年元月”几个字。我激动不已。原因倒还不在于彭老师将这本珍贵的孤本送给了我，而在于他称我为“诗友”，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一个小他数十载的年轻人，有资格被他称为“诗友”么？     “诗歌爱好者”     和彭燕郊老师相识十年，我越来越发现，对彭燕郊老师来说，“诗歌”二字，就是他的生命。宣称诗歌是生命的人不少，但总是附带着这样那样的原因。至少，在我认识的诗人当中，没有第二个人像彭燕郊老师那样，对诗歌保持着那样一种从内心深处涌出的敬畏。不论在什么场合，他总是要说，“我只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每次听到彭老师说这句话时，我总感觉心里有种被震动的感觉。对一个年高德劭、名满诗坛的老诗人来说，这句话的意义特别不比寻常。在今天这个泥沙俱下的诗坛，多少人在以大师自居，以著名二字自傲，更有多少人在以诗歌为手段或跳板，可就是鲜有人全身心地去拥抱诗歌本身。而彭老师是这样做了。在我认识彭老师的十年间，私下或公开，彭老师所说的“爱好”绝非他的自谦，对他来说，诗歌的确是他生命中惟一的追求。或许，只有到了彭燕郊老师这个境地的人，才能真正发现，我们苦追一生的诗歌，也许就是发自骨子里的一个爱好。正是对这一“爱好”的认识，才使彭老师对诗歌浸淫得比任何人要深，对诗歌的理解比任何人要广——这句话也许不被很多人认同，但我想强调的却恰恰是这一点。     对彭燕郊老师来说，这个爱好使他和我们这些写诗的晚辈走得很近。这几年，我们差不多每年都因为想活跃湖南诗歌气氛而举办一届“潇湘诗歌朗诵会”。彭老师每次都参加。在会上，彭老师的发言几乎都是围绕他对诗歌的“爱好”及对我们所抱的寄托而谈。我坐在下面听着彭老师的发言，总是特别感动。在彭老师的发言里，打动我们的总是他对诗歌的虔诚和不知不觉所流露的襟怀，它让我们看到，在诗歌变得近乎荒凉的今天，一个老诗人依然在以他的力量推动着诗歌往前发展。对整个湖南诗坛，彭老师的表率给我们的触动不会有第二人可以替代。     甚至，彭老师面对诗歌的某些功利现状也有他十分独特的想法。对彭老师来说，诗歌除了诗歌本身，根本就不存在其他任何目的。诗歌本身就是诗歌的目的。我不记得有多少次了，彭老师将我们几个写诗的晚辈叫到跟前，或在他家书房，或在某个简易的茶室，他一再提出大家集中精力来办一本小型诗歌刊物的设想，刊名他都想好了，叫《少数》。按彭老师的想法，这本《少数》应该是集合一些单纯以诗歌本身为目的的诗人，每期就一个印张，作品可以不多，但必须很纯粹。印刷等费用就大家来出。每次彭老师说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总是感到一种心酸。这个微小而纯粹的想法是怎样在老人心中形成的？他渴望将这个想法变成现实的支撑又是来自哪里？答案其实不言自明，但这是应该由一个八旬老人来做的事吗？一个八旬老人应该是在家中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了，但在彭老师心中，为了诗歌的健康和纯粹，几乎没有去考虑其他的东西，甚至愿意掏钱来办一本这样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刊物，这是哪个诗歌爱好者能够去做、又愿意去做的事？     今天的诗歌阅读者，或多或少都收藏有湖南人民出版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诗苑译林”丛书。我初写诗时，也在书店买过一些。这套书没有主编，只看“出版说明”的话，会以为它的出版者即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外文编辑室”。认识彭老师之后，我才惊讶地知道，这套书实际上就是彭燕郊老师主编的，甚至连字型字号，也是彭老师亲自设定的。这套书先后出版数十种，对我国新诗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出版意义，彭老师做实事而不居名，以他的话说，这是纯粹出于对诗歌的爱好。这仅仅是爱好吗？如果是，这种爱好是多么令我们感佩和敬重。     一生与书为伴     大约两三年前吧，《新创作》杂志在发表彭老师一篇文章时配了一张彭老师坐在书房的照片，照片的说明文字是“彭燕郊坐拥书城”。的确如此，彭老师的住房简直就是一个书的世界。我每次到彭老师家，总是在他的书架前流连。彭老师的书究竟有多少册？我觉得那是没办法统计的。从客厅到卧室，几乎全是堆满书籍的书柜，里面的书分门别类，诗歌类、小说类、散文类、电影类、传记类、戏剧类、辞典类、外文类等等等等，你想找的书在彭老师这里就没有找不到的，更多的是你没想到会有的书。对彭老师来说，他度过的既是诗歌的一生，也是嗜书如命的一生。正因如此，在和我们交谈的时候，我们总是惊讶地发现，彭老师涉猎之广，足以令人瞠目结舌，除了诗歌和文学，他还可以谈到物理和量子力学。每次和彭老师交谈，我总是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和知识面的窄小。彭老师特别喜欢的书，总是会送一些给我，就在今年春节之前，彭老师还特地拎着一大包书到作协找我，我当时还不知为什么，原来是他整理了一些书，特意拿来送我，我特别感到惭愧。现在我写这篇文字时，看着书柜里彭老师送我的书，觉得眼眶有些发热。     彭老师有那么多的书应该够看了，但他却不是这样。记得有一次，我到旧书店淘书时，看见几本好书，刚想买下，不料与我相熟的店老板却不卖给我，我感到奇怪，问为什么，他说，这是彭燕郊老师定下的。那时我才知道，彭老师也是旧书店的常客。当我把这件事告诉某个诗友的时候，对方告诉我，彭老师退休后经济一直不宽，为数不多的钱几乎都交到了书店购书。我一听之下，惊讶不已，早已满腹诗书的彭老师竟然每月还要买上百余本书给自己补充学识，怎不令我们惊讶和惭愧？     对彭老师来说，写诗和读书完全融入了他的骨血。我有一次问彭老师，这么不停地买，以后怎么收藏啊？彭老师也感到无可奈何，是啊，书多了，怎么摆，确是一个问题。彭老师住处不宽，间间房都是书柜，没有摆出的书已经找不到安置之处了。后来有一次，我去彭老师家中时，彭老师一见我，就流露出一种特别不同的喜悦。他告诉我，他有了一套全部摆书的套间。一听之下，我也特别高兴，他兴奋不已地立刻带我去参观他真正的书房。这套房就在他住处的隔壁。一个两居室的套间。彭老师把这套房买了下来，专门将它打造成书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当谈到诗和书的时候，彭老师的表现都特别像一个孩子。那种单纯的快乐非常富于感染力，我每次都不知不觉地被他的单纯带进他的那个精神世界。现在，他的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完整的书房来容纳，彭老师的快乐使我也忍不住跟着兴奋起来。在他的这套书房内，整整齐齐地摆着高大的书架，一格一格的书摆在上面，不论是新书还是旧书，都显得一尘不染，显示出房间主人的清洁精神——一个与书相伴终生的人，他的精神又怎么会不高洁？     和彭老师有过交往的年轻人，谁又没有得到过彭老师的赠书呢？只是有的多些、有的少些罢了。但不管多与少，我现在忽然感觉，彭老师之所以喜欢赠书给年轻一代的写作者，或许就是希望书籍中的清洁精神能够一直流传下去吧。     身边的大师     对任何一个读者来说，心中总会有一杆无法标明的尺度。这个尺度在衡量着他所读到的文字是否成熟、是否优秀，和是否达到了只可仰望的高度。去年，湘潭大学为彭老师召开了一次“彭燕郊诗文集出版暨作品研讨会”。我参加时没做准备，当时也没想发言，但听到与会者谈及彭老师时，总是说到“大师”一词。我当时心中一动，因为我和彭老师交往，尽管心中钦佩，却始终没觉得自己是在与一位“大师”交往。之所以不觉得，大概是彭老师过于平易近人，也过于谦虚了。但在那次研讨会上，我猛然意识到，彭燕郊老师不是我们身边的大师又是什么？     什么是大师？这同样是一个无法可以去精确的概念。我开始回顾彭老师诗歌给我的感觉。在彭老师的诗歌中，总是出现新奇的形象。譬如在他的《钢琴演奏》中，就出现有“他的手指/触动那些琴键，像一只渡河的马/举起前蹄，用一瞬间的踟蹰试一试水的深浅”。这样的形象非常新颖，令人过目难忘。而在彭老师的大量诗歌中，布满着这样足以说话的形象。这句话说到底，也就是诗歌是以形象说话的艺术。在古往今来的诗歌作品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以形象说话的诗歌总是令我们难忘的优秀诗歌。能走到这一步，已经说明这个诗歌写作者达到了一个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但令人吃惊的是，彭燕郊老师在经历了“寻找形象”到“塑造形象”这一艰难的过程之后，抵达了我们远远——也许终生——也难以做到的“取消形象”的阶段。在他的晚年代表作《混沌初开》中，我们已经难以找到形象，诗歌的开篇即为“你已来到无涯际的空旷，界限已被超越，界限不再存在，悠长的叹息消失在悠长忍受的终了。”在这样的句子中，形象完全被诗人的精神取代。在我个人的阅读里，也许只有里尔克的《杜依诺哀歌》做到了形象的取消，但也不是全部——譬如“哀歌”的第六首就不是完全做到。彭老师令人惊异的便是，在他的全篇中，始终在以精神作为惟一的形象——没有大师那样炉火纯青的功力，如何可以做到这点？在对彭老师作品进行全面评价时，龚旭东先生使用了“衰年变法”这个词组。我以为，在“衰年”尚能“变法”的人，不是大师又如何能够做到？     在初次集中阅读彭老师诗歌的时候，我对身边的一些诗友说过，我对彭老师的诗歌语言并不是很喜欢。但在后来的深入阅读中，我越来越惊讶地感到，彭老师的诗歌语言不是那种由不得你喜欢不喜欢的类型，而是他的诗歌语言完全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彭氏语言”。在这个语言中，他游刃有余地进行着自己的诗歌实践。譬如在《钢尺卷》中，他这样写道，“借助空间与大量时间，界定距离，/时空间隔被熔铸成环扣。/所有的假设都因有致命的相似之处而万能，/而想象的酵母正在竭力使数字蔓延。”这样的语言你喜欢吗？肯定难说，但你又难以否认其中独特的语感，而这种语感正是彭老师非常个人化的语感。它甚至个人化到你无法摹仿的地步。也许大师的语言就是这样，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是绝对不能摹仿的。即使你想摹仿，充其量也就只能摹写出一些片段，你始终不能摹仿出它的全部和整体。     在那次会议上，我即兴发言谈了这两个方面。我没有考虑更多，只是彭老师的诗歌在这两个方面给了我强烈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相信，一个能够取消形象和不可摹仿的人所创作的作品，是非大师莫属的作品。     现在，彭燕郊老师走了，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惟一可欣慰的是，彭老师在这个世间完成了自己。他是在昏迷中离开这个世界的，没有痛苦，他活着时经受的痛苦都化成了他笔下的诗歌，而诗歌，恰恰是需要痛苦才能完成的。     走到彭老师家时，外面的花草依旧，只是伺弄它们的主人已经不再了。我走进彭老师的书房，看见的只是挂在墙上的遗像。在相片中，彭老师微笑着，仿佛在告诉我们，不要为他的离去而悲伤。     我蹲下来，拿起一叠纸钱，一张张在盆里火化，心酸和难过还是拥满了心头……     你已来到无涯际的空旷，界限已被超越，界限不再存在，悠长的叹息消失在悠长忍受的终了。     ——彭燕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