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特稿 罗布-格里耶：走出虚假主体的“新”小说家 2008-02-29 作者：袁筱一     ■袁筱一     法国当代文学大师阿兰·罗布－格里耶于2月18日去世，终年85岁。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刚刚推出的法国文学评论专著《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中，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兼法语系主任的袁筱一博士对阿兰·罗布－格里耶及其作品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和评述，让读者全面了解罗布－格里耶及法国“新小说”。     格里耶用《橡皮》撬开了小说世界的大门     阿兰·罗布－格里耶的去世，使得法国文坛又失去了一位值得谈论的人物。他也是继纳塔丽·萨洛特和克罗德·西蒙之后，法国痛失的第三位新小说重要人物——倘若我们不把后来成为畅销作家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包括在内。尽管法国人不那么喜欢他，但是，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占据标志性人物的座椅，对于法国人来说，机会也毕竟不多了的。     对于这一点，早在四年前，实际上法国政府也已经给予正式的承认。2003年3月25日，81岁的阿兰·罗布－格里耶当选为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虽然他在这把交椅上只坐了五年不到的时间，却也是有幸进入了“不朽者”的行列。“不朽者”的概念意味着，如果没有他(她)，法国的语言文学就有可能往其他方向去——至少，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面貌有些小小的不同。     阿兰·罗布－格里耶1922年8月8日出生于布莱斯特。在进入小说界以前是一位农业工程师。我们现在也许可以肯定的是，和许多以逃避、宣泄为目的开始小说创作的作家不同，对于小说，他一开始就带有某种可以在逻辑上自成一体的创作观念与革新目的。这或许是他为什么能成为五六十年代盛行一时的“新小说”运动主要理论家的原因。农业工程师的身份为他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小说为什么不能是科学而自治的系统？为什么总有一个上帝——作者在主导一切？     他的处女作《弑君者》似乎就有回答这个问题的企图。看似传统的题材，却从一个表示不确定的条件式入手:好像在很久远的年代，一个大陆上，有个为谋杀行动所诱惑的人……这个“好像”以及后面一系列表现不确定的条件式告诉我们，谋杀案是否确实发生(虽然它有发生的基础，亦即国内的政治环境)，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关键不在这个不得而知，而在于这个不得而知的叙述方式。因为早在罗布－格里耶之前，传统小说中，叙事者作为所谓“上帝之眼”的存在就已经遭到了质疑。但是我们的阅读习惯基本上会让我们认为，作者、叙述者和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再怎么变化，作者也总应当确定一点什么之后(这一点什么或许是我们不知道，没有认识到，没有想象到的东西)，再将他所确定的这点东西放在一个叙事结构里。叙事结构起的所有作用仿佛都是审美上的，为了最终能够达到作者在创作之前就已经确立下来的“有用性”。     罗布－格里耶的革命性企图遭到了伽里玛的拒绝。如果说集聚在热罗姆·兰登的子夜出版社麾下的这批新小说写手还有什么共同点，有过被伽里玛出版社这类的大出版社拒绝的惨痛经历恐怕也可以算上一条。幸而有兰登的一见钟情，在《弑君者》遭到拒绝的两年之后，阿兰·罗布－格里耶用《橡皮》撬开了小说世界的大门。     《橡皮》也是一个关于谋杀的故事。谋杀、侦探、取证。老的故事形式里装着全新的疑问。在一个木材业发达的省城，恐怖集团按预定计划要暗杀一个经济学教授杜邦。但暗杀不成，杜邦负伤未死，并放出消息说，他因重伤死在医院。从巴黎来的特派员瓦拉斯受理这个案件。瓦拉斯在城里东奔西跑了一天，于暗杀事件的第二天傍晚来到杜邦家，糊里糊涂地打死了正好暗地回家取重要文件的杜邦。预期的谋杀没有发生，调查进行不下去——而且演变成了所谓的谋杀，因为瓦拉斯埋伏在被害者杜邦教授的书房里，误杀了代替马尔萨前来取文件的杜邦教授。侦探的角色在向罪犯转换，罪犯没有得到惩罚，最后是连谋杀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谋杀失败了:尽管那个恐怖集团已经接连杀了八个人。调查失败了:因为这根本是在调查一桩并不存在的谋杀案；不仅如此，更甚调查走向了凶杀。受害者的伎俩也失败了，他本来是想通过散布假消息来逃避死亡，结果恰恰为自己的死亡埋下了陷阱。     这里的失败和转换让所有的读者都会感到害怕。倘若读者是小说里的瓦拉斯，他所有传统意义上的阅读行为注定是失败的。他最终完成的将是一场在他意料之外的谋杀——文本的谋杀。阅读之初的期待将永远不能够得到满足。小说中惟一明确的事件是作者自己所说的“一个男人之死”。     而作为罗布－格里耶的同行，小说家们则会对他感到愤恨。《橡皮》的隐喻在于，小说家一旦进入文本(就好像恐怖集团进入了自己的谋杀事件)，他就迷失在巨大的语言迷宫中，无法主导整个事件朝着自己预先设计的方向去。     文本成了侦探瓦拉斯游荡的环形大道，走下去，只是在做永远没有尽头的重复。文本中的关键词“橡皮”出现在每一个情节转折之处，它不是瓦拉斯，从而也不是作为读者的我们能够追寻到真相的线索，其根本的意义，竟然是将虚构的连贯性抹去，使得虚构的逻辑也无法直线地进行下去。于是小说只能是像侦探瓦拉斯本人说做的那样，在不断地循环着，做着徒劳无益地回到原点的工作，重新再开始徒劳的追索。一夜过去，瓦拉斯“比起昨夜循着同一条路来到时，仍然一无进展”。而小说的情节，就其线性结构来说，也仍然没有进展。     《橡皮》果然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以至于当时已经奠定声名的评论家罗兰·巴特立刻“抛弃”了他先前所钟情的加缪，转向奉罗布－格里耶为“零度写作”的典范。罗布－格里耶也不负众望，在两年之后又完成了《窥视者》，从而完成了自《弑君者》开始的“谋杀三部曲”。     《窥视者》将关于“新小说”的界定问题推到了前台     或许我们会问，从《弑君者》开始，到《橡皮》，再到后来的《窥视者》，罗布－格里耶为什么会选择谋杀作为其小说实验之初的叙事外壳？     罗布－格里耶最喜欢引用阿尔都塞译的一句马克思的话是:观念是一种我所保持的，与在世的“真实”处境之间的想象性关系。阿尔都塞在翻译的时候将“真实”两字去掉了。马克思和阿尔都塞所译的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很好地诠释了传统小说和罗布－格里耶所倡导的新小说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所要做的，仅仅是将“观念”替换成文学，将“我”——一个思想者替换成“小说家”。去掉真实，是因为在罗布－格里耶看来也是一样，在世的“真实”处境并不存在。在罗布－格里耶的笔下，小说仍然是作为一种想象性的关系存在。只是这关系，是和并不真实、并不确定的在世处境之间的关系。     因而谋杀事件里所包含的因素与罗布－格里耶所要思考的小说的因素有着惊人的相似。谋杀事件的本身包含实施行为的主体、作为行为受动者的客体，事件本身；而对谋杀事件(尤其对可能发生、却又无从考证的谋杀事件)的侦破包含着“一种我所保持的，与在世的‘真实’处境之间的想象性”关系，而这种关系中，很显然包括了时间和空间这一任何现代小说都不能错过的根本因素。《窥视者》在获得当年的批评大奖之前所引起的激烈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将关于“新小说”的界定问题推到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界的前台。     我们今天谈论“新小说”这个概念时仍然会感到迷惑。当然，作为文学史翻过去的一页，我们能够读到“新小说”曾经收容过的这些名字:米歇尔·布托，萨缪埃尔·贝克特，纳塔丽·萨洛特，克洛德·西蒙等。在罗布－格里耶的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当选公告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对“新小说”写手们的简单而模糊的描述:“他们对十九世纪心理写实小说的传统线性叙事结构提出了质疑。他们受到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理论的启发，尝试着没有结构、没有人物的崭新的小说形式，人们将之定义为‘客体文学’，因为这样的文学拒绝主体性。”     的确，除了在1949年到1959年这十年间完成的五部作品能够解释其关于小说的试验以外，阿兰·罗布－格里耶还在1963年出版的《为了一种新小说》里，充分发挥了对于“主体性”的拒绝。这也是他主动接过新小说这面旗帜，担任护旗手的标志性行为。在这部理论性的战斗小册子里，他用全大写着重强调了那么一句话:新小说所瞄准的只是主观性。     主观性的消解，使得写作不再是真相披着华丽的语言外衣，而阅读也不再是寻找华丽的语言外衣下的真相的过程。于是，写作与阅读变成了一个由大家共同完成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作者、叙述者、小说人物和读者随时都可以置换角色。每一个人都是真正意义上地身陷循环。     新小说亲手将主观性送往不归路。它告诉我们，自巴尔扎克之后，这个物质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能够受到人类意识控制的物质世界。小说世界亦复如此。在小说中，罗布－格里耶不厌其烦地描写一块橡皮，或者一小段毫无用处的细绳子，是因为它们存在，而且将以各种形式重复存在，包围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快乐悲伤变量、变性、变质。同时，更进一步，罗布－格里耶还要通过自己的小说为我们揭示语言和这个物质世界本身的关系。我们也不再能够依靠语言神话来对自己撒谎，相信自己的主体性能够高于一切，掌握一切，甚至改变一切。即便不奢望通过意识来改变世界，哪怕是通过意识求得在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也只是一个虚幻的梦想。语言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开那个始终不存在的谜团，更甚，它让这建立在并不真实的在世处境之上的想象性关系横生出更多的枝枝蔓蔓，从而，人类的命运更加扑朔迷离，更加不知将导向何方:除了死亡这个极端的结局是确定的: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格里耶从未被真正喜欢过，“真正认识”过     当然，五十年代的五部小说，再加上一本新小说的战斗檄文，或许我们还有理由相信，作为一个小说家，也许罗布－格里耶的野心并不算太大。如果说到隐喻，他在五十年代的五部小说几乎都只是关于小说的隐喻。因而，归根到底，这五部小说也成为他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政治事件、古典悲剧、现代的无聊生活、违背常理的不伦情感——《嫉妒》，以及彻底的无目的的迷失——《在迷宫中》)切入的小说实验。这种实验，说到底，是在探讨小说本身。从每一个口进去，罗布－格里耶瓦解的都是小说作为文字的一种形式，所不得不接受的，由时间和空间所决定的小说的线性命运。它和人类的命运无涉，但是，在这位小说家的眼睛里，小说的命运却并不低于人类的命运。     只是罗布－格里耶绝非到此为止。他不仅仅是个小说家，理论家，他还是一个电影人、审稿人和教授。60年代初期，他与法国著名新浪潮导演合作，成功拍摄了《去年在马里安巴》。成功又是得奖意义上的，在一番激烈争论之后，电影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上的金狮奖。从此后罗布－格里耶就不再只满足于文字世界了，影像世界同样可以成为他破坏意义的实验场所。在今后的十几二十年间，他执导或参与拍摄了一系列关于性暴力的电影，将在《窥视者》中所显露出来的性暴力的问题继续探究了下去。而在80年代，他又变了面孔，投入了半自传半虚构性质的三部曲的创作，玩起了当时甚为流行的自我虚构的游戏。他似乎沉寂之时，也只是忙着在美国大学任教，或者在布鲁塞尔文学社会学中心任主任，再或者忙着在报刊上旗帜鲜明地与他不认同的所有主张——不仅是文学上的，还有政治上的——作斗争。这使他一方面声名远播，超越了国界与“知识界封闭的小圈子”，而另一方面却从未被真正喜欢过，“真正认识”过。     但是毕竟，在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他已经是不能被忽略过去的一页了。而他带有“嘲讽”与“战斗”意味的智慧，也应该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了吧。不需要真正认识他的作品，却能够尽情的谈论他，这难道不是他和我们玩的一个与语言相关的游戏吗？     阿兰·罗布－格里耶系列作品由译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