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架故事 |
| 2008-05-02 作者：陈思和 |
■陈思和
书架作为家具的一种，在我的童年时代，上海人都叫做书架子，语气里含有一种亲切的意味。在一般居民家里，书架子不是必备的家具，有点文化的人家才会有此物，所以总还是有些装饰的意思。但在今天，独生子女的居住条件好，家长的教育投资又早，一般儿童室里都会安置小书架，供孩子放图书，于是书架成了必须的家具之一了。
我是在大学毕业以后才结婚成家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上海青年人结婚还流行自己打制家具，那时我已经知道，自己的未来人生必与书本相伴随，在打制家具的时候特意让木匠做一个大书架。当时木料奇缺，而书架的质地不比一般家具，需要特别的坚实负重。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木料，我在木匠的怂恿下，居然卸下一扇门，用黄杨木的门框改作成书架的横档与直档，又拆了一副床板，做成书架的搁板。——今天想来真不可思议，而在当时，对于准备建立新的家庭的我来说，自己的书架在心里的分量实在是重于门窗与床。这个大书架做工很好，线条简洁，但高贵堂皇气象非凡，它大大咧咧地昂立在我的狭小的新房里，气势压过上海家具厂出品的三门衣橱和大床。那时我的书还不多，全部放上去还很稀松，可以添置一些小摆设。书架下是妻子从娘家搬来的一张樟木写字台，加上家里外祖父传下来的一张红木座椅，就成了我当时最豪华的家当。
我说的是属于自己的书架。
至于不是属于自己的书架，那是从小就有的。我记得小时候住在外祖父家，家里就有一个小小的藤制书架，大约有三四层的样子，现在想来不会很高的，但小时候的我，伸手还够不着最上排的书架。留有一个印象是，第一排书架上放的都是一些杂物，第二排才是放书的，大约也是当时我的舅舅读书用的教科书和杂书。最底下一排才有一些旧书，我现在怀疑是外祖父故意放在底下一层，因为太低，一般人不会注意，而我当时还是孩子，喜欢趴在地面玩，才会看到这些书。等稍微长大了，才知道这些书也不过是一些以前时代的流行文艺读物。我是在那个书架上开始启蒙的，就是从《忠义水浒传》、《征四寇》、《唐人传奇》以及蔡东藩的历代演义等书籍渐渐读开去。
我的外祖父是个旧时代的人。但我不敢说他是个知识分子，他读过很多书，但都是闲书，我从未听他讲过四书五经，也未讲过康德黑格尔，倒是对民间传说、小说戏曲、野史掌故无所不知。新文学的书籍也是不多的，我记忆所保留的印象里只有一本叶圣陶的《线下》和一本根据果戈理原作改变的剧本《结婚》，没有鲁迅的书，但鲁迅他是知道的，“鲁迅那个辰光不过是个做小说的”，有一次他这么对我说，“他写过一部《阿Q正传》，写一个人太懦弱，到处受欺侮。”这是我六七岁时第一次听到别人关于鲁迅的评价，也是第一次知道有个做小说的人叫鲁迅。至于把这个人的名字与虹口公园里的铜像联系在一起，那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了。外祖父才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他是一架活的书架，他整天津津有味地讲故事，全套的《三国》、《水浒》、《杨家将》等等，都是这么灌输给我的。
我的父亲倒是另外一类的知识分子。他要求进步，希望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以，早早的响应国家号召跑到西安去支援西北建设。他每次回到上海，对于我的长进并不喜欢，也讨厌那些七侠五义的故事。他喜欢听到的是我什么时候加入了少先队，什么时候参加了文艺活动和体育锻炼。但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因为我参加少先队的文艺活动，他兴致勃勃地教我如何指挥大合唱，教着教着来劲了，竟滔滔不绝地回忆起自己当年如何参加童子军的军事演习和文娱活动，在要求我进步的同时，不自觉地露出了自己的时代烙印。这就是我的父亲。在“文革”中，他看到我花四元钱从旧书店买回来一套《陔余丛考》，就很不满地教训我:“为什么要去买这种无用的书？要有本事就去凑齐一套有注释的《鲁迅全集》来。”那时候公开发行的鲁迅著作是没有注释的，所以希望我从旧书店找一套195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而偏偏这套全集因为有了“四条汉子”的注释而被否定了。当时根本就买不到。我父亲与我外祖父互相不以为然，父亲认为我跟随外祖父学了许多旧时代的东西，这会妨碍我的进步；而外祖父则觉得父亲什么也不懂。他亲口对我说过:“你父亲说起大道理来一套套的，但是老底子的书一本也没有看过。”
所以，我一直把父亲想象成一个紧跟时代的积极分子，很进步、很革命的那种。但是终于有一天，我打开了父亲的书橱，那是一个箱式的封闭性书橱。(我觉得，书橱与书架是有区别的，书橱是有门而且封闭的；书架则是敞开的。)因为父亲长期不在家里，我们从未打开过他的书橱。1966年“文革”爆发，到处在抄家、批斗，母亲很紧张，不等父亲回来就先自己家里“革命”，把父亲书橱里的东西作一番清理，结果是全部付之一炬，烧成了灰还不敢随便倒掉，小心翼翼地放进抽水马桶里，用水冲掉了。母亲烧的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只是在一旁帮忙把东西丢进火焰里，依稀看见的全是旧照片和旧剪报。父亲在晚年说起自己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编过上海的小报，写过不少文章，我这才知道，藏在书橱里的这些剪报是父亲发表在小报上的文章。可惜都被母亲烧成灰烬了。但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酷爱新文艺的父亲，书橱里竟没有留下一本书籍。
于是我把父亲的书橱占为己有了，开始置放我的收藏图书。现在想起来，似乎也很难说“文革”中无书可读。我那一书橱的书籍，都是在“文革”后期的旧书店里陆陆续续买来的。那时候旧书市场并不热闹，价格也不贵，一套线装廿四史连书橱也只有千把元左右(不知道我的记忆对不对)。我的最初藏书都是那个时候零零碎碎买来读的。父亲的书橱一共有两层，我在上面一层置放随时要用的书籍，如马列著作；下面一层则放自己喜欢的旧书。这样渐渐地放满了。后来我又说服母亲，将一个放瓶瓶罐罐的碗橱给我作第二个书橱，一直用到我大学毕业准备结婚的时候，也已经是满满的了。布置新房的时候，我把书籍搬上了新的书架，那两个旧书橱还给了母亲，我母亲喜欢地告诉妹妹:“你哥哥把书橱给我作碗橱了。”妹妹已经记不得父亲的书橱了，她茫然地问:“这两个橱本来不就是家里的碗橱吗？”这时候我才突然有了一阵感动: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架了。
后来又搬了几次家，自己的书架越做越大。我的书架始终是敞开的，先是木匠打制的书架，后来干脆做到了墙上，顶天立地，书城环绕。每次搬家装修房子，书房总是最吃重的工程。2001年，黑水斋重新装修，我将原来的卧室改建成书房，存放专业图书，也就是关于现代文学的作品收藏。我让木匠做了六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四个傍着西墙，两个倚着北墙，上下各分五层，加上转角空间，看上去甚为壮观。如果说，一排排缘墙而立的书架像是一套套公寓的话，我就是住房分配的管理员，把一位位名声显赫的作家著作放入了书架的各个空间，这种劳动真让我神采飞扬，乐不可支。看着整整齐齐两堵书的墙，心花怒放的我乘兴写下一篇短文，题为《我的专业书架》——
黑水斋欣逢扩建，一间变成双室；新书架倚壁而立，西墙连着北壁。巍巍峨峨，新建书架五层空间犹如广厦临风；辉辉煌煌，现代作家精血所在终能安居乐业。五层上下分，六间左右开，内分前后列，底下有仓橱。L型西北墙面，用的是一本本图书砌成；身为房屋管理员，巧安排一个个作家所居。顶层装饰点缀，陈列六整套大系精装；底层高敞开架，置放数十种期刊印影。
鲁迅著作，列在三层二间，斋号命名颇费思量:且介亭略嫌寒酸，三味书屋太平常，不如绿林书屋，毕现朗风硬骨。书屋左边，曰鲁肉馆。置鲁迅研究学者的论著，林林总总凑成一列，集鲁迅生前好友的回忆，字字句句均关深情。室名戏称“鲁肉”。一“肉”拆“内人”两字，曰鲁迅翁内部之人也。馆上四层，曰文研会，冰心茅盾叶圣陶列列在座。馆下二层，曰创造社，沫若达夫张资平本本有名。绿林书屋右边是苦雨斋，书卷雅致而纯粹，空余处添平伯废名论著，侍立两旁。其右一室容纳两大家:一曰老茶馆，掌柜老舍；二曰吊脚楼，楼主从文，两位作家的民间书写给新文学传统添加了无限生气。绿林书屋的下面是胡风和他的难友著作，其号曰四树斋，四面树敌的傲骨今也难得。四树斋右边，满满二室是巴金的书籍，收藏最齐，品种最多，新旧版本，一应俱全。
绿林书屋的上面，收藏了蔡元培胡适之李大钊钱玄同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元老的书籍，有点像《新青年》编辑部。右边安置着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等上世纪第一代文化巨人的著作，可谓是先贤祠。再右边分别是钱钟书和陈寅恪等人的著作，可以槐聚楼和金明馆名之。
转向北墙，上下五层并列两户，分设新月社、京派沙龙、海派道场、爱玲公馆、通俗楼、大舞台、小说林、出版界等八大间。转角还有大套间，分别是沦陷区文学的呻吟馆、置放新文学史料书籍的资料室，专设现代文学论著的研究系、以及收藏诗集的缪斯空间。
黑水斋举目是书，遍地是纸。有道是:一堵半墙面书架，五分一家中珍藏。常念刘室陋，徒羡杨床富。文化源远流长，先辈遗泽不断。有朋远来，句句切磋；不敢忘本，时时勤读。斯是书架，惟我知音。
我乱哄哄地写了一堆，但旁人没有到过我的黑水斋实地考察，很难弄清那些书架上的书籍分类，只是我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的嘴脸毕现。我在短文中所描写的，仅仅是我的现代文学专业书籍，是五分之一的藏书。这是所谓的“一堵半墙面书架，五分一家中珍藏”。其他种类的图书，分别藏于我的黑水斋其他房间。其实，藏书并不重要，拥有多少书籍与学问的多少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关键在于是否喜欢这些书，是否认真阅读了这些书，这才是我的真正的鞭策所在。于是，就有了《自己的书架》的系列随笔，愿与读者朋友们分享。
2008年1月3日晨写于金溪山庄
附
《自己的书架》后记
2007年的最后一天，我在金溪山庄编完了书评集《自己的书架》，余兴未尽，想写一篇序，向读者介绍这本书的写作情况。结果出乎意外地写了好几天，写来写去竟写成了一篇回忆文章，而真正想交代的事情还得放在后记里说。
《自己的书架》是我的读书随笔的总称。2006年初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开设这个栏目时，主编汪乐春兄要求我写几句短文作为开场白。于是我写了一篇短短的弁言如下:
《自己的书架》栏目开设于1989年6月，当初一部分文章发表于香港《大公报》，一部分发表于上海《文学角》，也有少数几篇刊于《文汇读书周报》。后来文章结集出版，因为换了别的书名，这个栏目仿佛就没有完成。悬之空阁，时有再起之念，斗转星移，一晃十五又半年过去了。
今日重新开张，非欲重蹈当年闭门读书的需要，倒是为了俗务益增，凡心太重，想给自己争得一个安静读书的理由，自我约束而已。栏目仍然延续当年的读书风格，只谈自己书架上的书，不问中外，无论雅俗，当然是以新添置的图书为主，边看边谈，随感随记而已。
过去与朋友见面，常常相互问道:最近看什么书？现在朋友相遇，多半是问身体可好？有什么病，或者吃什么药？倒是常有年轻一辈的朋友见面，要求推荐什么书看。后一类问题我一般不答，因为个人的性情喜好不一样，我以为是好书，别人未必以为然，很难推荐什么。但前一种问题是可以回答的，那就是我最近在读什么书。写下这个栏目，也就是要告诉我的朋友们，我最近在读什么。
这篇弁言虽然短小，倒是把基本情况介绍清楚了。现在需要补充的是:
第一，《自己的书架》并不是现在开设的，而是十多年前的一个栏目。当时的情况是，在似乎什么事情也做不了的时候，最好的消磨时间的方法就是闭门读书，当书也读不进去的时候，最好的消磨时间的方法就是读外语。那时我的主要时间都花在学习德语上，一周十六节课，剩下的时间主要用于背单词和做作业。再剩下的时间，零碎地阅读一些闲书，于是就有了《自己的书架》的随笔。我把关于外国文学的随笔发表在马文通先生编的香港《大公报》副刊，关于台湾文学的随笔发表在程德培兄编的杂志《文学角》，也有几篇关于现代文学的随笔发表在褚钰泉兄编的《文汇读书周报》，时写时辍，完全是有感而发的文字。那时一般的报章文字不可能写得长，都是千字文，所以往往是才开了头就得赶快结束，感觉上很不爽。我的文字本来就有些吞吞吐吐，加上篇幅的限制，就更加词不达意了。那时有一位年轻的朋友远远的跑到复旦大学来旁听我讲的课，后来读了我的这些文章，直爽地对我说:“你的文章不如你讲课那么精彩。”我听之默然。这些文章后来收入了我的编年体文集《羊骚与猴骚》，没有再版过。
第二，2006年大年初七，我刚从广州过春节回家，新任《文汇读书周报》正副主编的汪乐春与周涵嫣一起光临寒舍，开门见山地要我为《周报》写专栏。我当时还兼着《上海文学》的主编工作，正忙得焦头烂额之际，但还是答应了他们的邀约。理由很简单，乐春兄不仅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而且在一个寝室上下铺同窗了整整四年。那时我们每天晚上到图书馆夜自修，他总是骑着自行车把我带过去，校园情谊很难让人忘怀。虽然大学毕业至今，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但我仿佛还是看到他骑着自行车向我飞快地驶来。刹那间那辆自行车就变成了一张报纸，就是《文汇读书周报》，他的邀约仿佛是对我的引渡，要把我带向前去。就是在这么一种友情的幻觉下，我糊里糊涂地答应了开设读书专栏，名称仍然叫“自己的书架”。
第三，我已经申明，写这个专栏并不是我要推荐什么书，只是想告诉读者，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很少读流行的读物，也不读被媒体炒作的书籍，所读的多半离不开自己的专业范围。有些朋友抱怨说，我所谈论的书籍他们都没有读过。这是对的，我可以坦率地说，在读书方面我不想去制造话题，引起争论，或者去赶什么时尚。至于我读的书是否有价值，那只是我的个人感受，未必就有普遍意义。因为读书本来就应该是个人的事。
两年来，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的《自己的书架》专栏文章共有五十篇十五多万字，很感谢涵嫣等一班朋友的厚爱，使我的文章顺利地按期发表。从2006年春节开始，到现在一晃已经两年过去了。本来每两周的双休日差不多我都奉献给了这个专栏。周六读书，周日写作，已经成了我长期以来的习惯。但是为了我手头一大堆来不及做的研究项目和文学史的写作，也为了应付我越来越忙碌的生活节奏，我痛下决心暂时告别这个栏目，出一本书也就是一个了结。希望过些时候我心情稍有宽裕，再来重新开张。好在这个专栏并非是我的第一次，也不是我的最后一次，权当向《文汇读书周报》的读者告一个假。
2008年4月12日于黑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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