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三味书屋 《未完的人生大杂文》 2008-03-07 作者：陈思和     ■陈思和     春节里，有空闲的时候，把《胡风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清样读了一遍，忍不住想到在会后五年里仙逝的前辈们，所以在上一篇随笔里提到了一系列的名单，其中最后一位是耿庸先生。耿庸先生是1月18日去世的，等我转弯抹角听到这个消息，已经是事后多日了。我注意了几天报纸，似乎没有登载消息，也没有什么纪念文章。也许大家都在忙着喜庆过节，这类新闻不太符合祥和的气氛。尤其是耿庸的为人耿直尖刻，虽然已久不开口而且现在也无法开口了，但是一想到他的去世，脑海里总会出现一个鲁迅笔底下的魏连殳的形象，躺在灵柩里也是衣服很不服贴地皱着，像是在抗议什么。所以，那天在随笔里写下了耿庸的名字时，心有戚戚然。于是从书架上找他的书，耿庸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过不少文艺理论集和杂文，可是我在书架上只找到一本他在1996年签名送我的回忆性散文集《未完的人生大杂文》，我以为这个书名，现在用来纪念作者本人是很恰当的。     这本散文集收录长短不齐的散文十五篇，回忆了黎烈文、许寿裳、吴强、姜椿芳、傅东华、秦牧、张中晓等文艺界人士的印象，至于个人的受难经过倒是讲得不多。我与耿庸先生本来也不很熟，见过几次面而已。但是，当我读着这部散文集，从别别扭扭的文字中，耿庸先生的形象越来越清晰起来，文字唤起了我对耿庸先生的记忆。     应该是8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在上海的胡风一案受难者经常在贾植芳先生的家里聚会，我有幸多次见到耿庸、何满子、王戎、顾征南等前辈，可是我几乎没有参加过他们之间的谈话。一来是辈分的关系，二来我还是个80年代的热血青年，对于思想文化传统中“羊水”与“胎儿”不大能分得清楚，而耿庸先生对于青年人的泼羊水行为是不以为然的，80年代文艺领域的几场大讨论中，如关于人道主义讨论、关于文学主体性、关于现实主义等问题上，他基本上是采取保护婴儿的态度，其锋芒又是很尖锐，这当然是不大符合李逵式的热血青年的心思。甚至有一次，我直接碰上了他的锋芒。那时我在协助李子云老师修订《辞海》的条目，一批条目撰写后送审，许多地方都被审阅者划了红线以示错误，还加了不少批语。其中有一条我现在还记得，是批评我写“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条目字数超过了“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可见撰写者的立场倾向有错误云云。我有些莫名其妙，问是谁审阅的，回答是耿庸，当时他在辞书出版社担任编审之职。耿庸先生根本不知道这条目是我写的，而我从此见到他就敬而远之。我不是一个喜欢把什么问题都辩论得水落石出的人。     第一次与耿庸先生近距离接触，是80年代的一天，我陪同贾先生的养女贾英去他的家。原因好像是耿庸要请朋友吃饭，当时他独身一人住着，要贾英去帮忙。所以贾英提早一天上门去配菜，大约是要带的东西太多，叫了我一起帮着拿。上门后贾英忙着做事，我就陪着耿庸先生干坐着。当时讲过什么话，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留在印象里的是他的清脆的嗓音。我还清楚地记住了他的神态，那时的耿庸真是又老又衰，正如他在书中自己所描写的:“这时头发斑白了，额纹多而且深，牙齿已因在牢里一次牙痛被犯人医生用老虎钳拔去了四五颗，两颊凹陷，……”以至于五十八岁的耿庸被人误以为“七十七八岁”了。     1987年，听说耿庸与他的学生(其实是师徒关系的同事)恋爱了，二十年前的老夫少妻现象并不像现在那样时尚，后来成了他的夫人、相濡以沫二十年照顾耿庸到生命最后的路莘女士在这本散文集的序言里愤愤地描述了这段非凡经历:“在我和耿庸结婚至今的七八年时间中，有远不止一年的时间，我们几乎失去了能够正常工作的条件。婚姻虽只是‘个人问题’，却常因为有背世俗的成见而使当事人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干预、非议，甚至破坏。从我们决定一起生活开始，就注定我们无法避免这一切。只因为他已不年轻，而我却太年轻，尽管这对于我们并不成为障碍。”大致的情况是，反对得很起劲的，竟是他们同一阵营里的受难者。好像这批难友还聚在一起专门开会劝止耿庸，但效果如何则很难说，他们俩双双离开上海客居广州朋友家里，躲避了许多是非。第二年春我陪贾先生去香港，途经广州小住，受到耿庸夫妇的款待，我发现那时的耿先生焕然一新，与前次见面的判若两人。头发染得乌黑，西装革履绅士派头十足，而路莘则梳盘头，着宽衣，成了中年妇人模样，看上去两人挺相配。贾先生也释然了。这以后我见到耿庸的机会不多，但凡见到，他总是神采奕奕，返老还童似的。     耿庸性格焦躁，脾气不很好。这在回忆录里一再表达出来。比如他初见萧军，对于萧军应酬式的客套非常恼火，甚至“感到屈辱并气恼，觉得大不如被他大着眼睛瞪着甚至一拳打在心口上。”为什么这么恼怒？只是因为萧军对着他说了一句“久仰久仰”的客套话，耿庸后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过度太甚地偏执着成癖了的对于‘久仰久仰’的憎恶了。”又比如，他去见老朋友秦牧，因为一句话引起的不快，他断然拒绝秦牧的好意留饭，竟在雨中走了好久好久，终于明白了:“这虽然不过是我在当时情况下的一种情绪反应，却还是有潜在这情绪里的意识内容的，这就是，秦牧和我多半不会再谈什么内心矛盾的话了。”但他又说“这并没有伤害我们友谊的一丝一毫。”这样的细节描写还有很多很多，与其说是在写他所写的对象，还不如说是在写自己的心迹，一个焦躁不安、耿直尖锐而又不失天真忠厚坦荡荡的知识分子形象，活灵活现的跃然纸上。他这种不肯苟且的性格，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随时可见的。记得在2002年的会议上，有一位著名教授在台上发言，分析胡风的文艺思想，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不合耿庸脾气，耿庸当场离开了会场，在外面的休息室里大骂，引来了很多年轻的人旁听。我正在忙会务也不曾注意，后来听人说耿庸在发脾气，我连忙赶去休息室，他已经拂袖而走了。     这本杂文集里最长的一篇回忆录是《枝蔓丛丛的回忆》，较为详细地回忆耿庸被打成“胡风分子”的过程。但是我感兴趣的是里面涉及到一段1940年代上海文坛的公案:耿庸在《文汇报》副刊《新文艺》上发表了《略说不安》，批评了《文汇报》另一个副刊《笔会》的主编唐弢，由此引起唐弢愤而辞职、郭沫若出面调解等一系列有趣故事。这个故事里还牵连了巴金先生，好像耿庸在批评唐弢的同时，也批评了巴金，引起了巴金在《寒夜》后记里对这批评的抗议。郭沫若的道歉文章《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把耿庸等人比作乱砍樱桃树的少年华盛顿，而把巴金、唐弢比作有用的樱桃树，不应该随便乱砍。为此我一直不明白，耿庸他们为什么要攻击巴金和唐弢？在这篇回忆录里，耿庸一再介绍了他批评唐弢是因为不满《笔会》上连载波特莱尔的作品，而对巴金却一字不提。而且，似乎为了自我辩护，耿庸还介绍了巴金的朋友叶非英早就预见胡风、巴金都将被整肃，其根据是鲁迅致徐懋庸的信里所泄露的左翼领导人对胡风巴金的看法，连难得赞许人的张中晓也忍不住赞扬叶非英“有眼光”。这段题外话是我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巴金有多篇散文描写叶非英，在巴金的笔下，叶非英是个认真的数学教师，一个身体力行的教育家，一个苦行僧式的默默奉献自己的安那其主义者，但从未写到过叶非英对文坛竟有如此关注，以及对中国政治的深刻洞察力。叶非英与耿庸并非是同一信仰的同志，他尚能有这样坦率的表述，那这些话想来一定也是与巴金先生交流过的，而巴金先生对此却讳莫如深。由此，也可以看出耿庸先生的耿直尖刻以外，还有近似天真的坦率了。     (《未完的人生大杂文》耿庸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