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的尊严》 |
| 2008-02-22 作者：陈思和 |
■陈思和
已经是五年以前的事情了。2002年是胡风的百年诞辰，贾植芳先生对我说了几次，建议我们用某种形式来纪念这位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并通过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探讨，重新来激活中国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可能性。先生的愿望，也是我想做的事情，于是，我联络了当时还在苏州大学任教的栾梅健教授，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与苏州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胡风百年诞辰纪念讨论会。会议终于在2002年10月11日到13日顺利举行，让我最感动的是:当时梅志先生、贾植芳先生都已近九十，其他的前辈们如绿原、牛汉、冀汸、彭燕郊、罗飞、孙钿、化铁、欧阳庄、何满子、耿庸、顾征南、王戎、朱健等，也都是耄耋老人，能够在这样一个时间里，不顾自己的年迈体衰，从四面八方匆匆相聚上海，又从上海匆匆赶到苏州，跑来跑去非常劳累，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为了更好地纪念胡风先生、高扬他的高贵的人格力量以及研究他的文艺思想。
参与这个会议的成员，年龄最高的八十八岁，最年轻的博士生、硕士生只有二十岁出头，是什么动力让几代人聚在一起，那么投入地讨论胡风冤案，讨论他的文艺思想？难道仅仅是因为胡风先生曾经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仅仅是因为很多老一辈的文学家都遭受过那么多的苦难？我想真正的原因不仅仅在此。从筹办那次会议开始，我就不断地接受到这样一些信息:有些人说，他们对胡风先生，包括曾经受到胡风案牵连的前辈们遭受的苦难都非常同情，但是，胡风的文艺思想已经过时了。很多人甚至认为，过去的左翼，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都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今天已经过时了。那么，我们今天讨论胡风文艺思想到底还有没有现实意义？
这个会议就是最好的答案。由那么多人在重新探讨和认识胡风文艺思想，不仅仅因为曾经历史上有过那么一场冤案，而是胡风先生的高贵人格和他的文艺思想这双重的意义上都没有过时。为什么没有过时？因为他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实践，既然是一种实践，无论其成功与否，对后来者多少是有着不可割断的影响与启示。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上，胡风先生起步是很早的。1932年初，俄国共产主义学院刚刚公布恩格斯给作家哈克奈斯等人的信，半年以后，瞿秋白把这两封信翻译成中文，所以在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起步是在1932年，胡风先生就是在那个时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时，俄国的高尔基、东欧的卢卡契和中国的胡风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但三个人的实践方式是不同的。当时高尔基已进入晚年，基本上是在为斯大林的政权服务，他演绎出来的一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与权力者的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的；卢卡契把马克思主义与欧洲文学传统，特别是黑格尔开创的哲学传统结合起来，对于后来流行于欧洲的、既是哲学流派又是文学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当时在中国，最有资格承担这个重任的就是胡风。胡风既不是从政治的角度也不是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他恰恰是一个诗人，是从诗性的立场出发，从创作实践出发来总结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认为胡风所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是非教条主义而行之有效的。没有实践和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那么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来说，如果没有大量的创作实践经验和从实践中及时提炼出来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文论。胡风的文艺批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对先验论的批评。他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著一开始就批判“黑格尔的幽灵”，因为黑格尔认为有一个绝对的东西在生活以外存在，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标准，那么谁来解释这个真理标准？谁解释它谁就拥有了天赋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话语解释权当然是与权力有关的。而胡风先生的文艺实践，就是粉碎了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使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方法，然后把马克思主义恢复到实践中，一切从实践出发，在实践中解释。
胡风把文学创作看成实践，看作是诗人生命的投入，也就是生命的实践过程。他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语言表述，就是“主观战斗精神”。但是，生命的实践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如果你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你对生活就会有一个崭新的看法；如果不认真积极地投入，仅仅搬一点理论来解释生活，也可以写出冠冕堂皇的东西，可是在胡风看来，这就是客观主义，就是虚假的现实主义。这个问题如果上升到一个高度，就是怎样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具体到文艺实践当中，就是我们如何在创作实践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多年来，曾经出现过多少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大批判文章，连批评对象也不看，就拿着棍子乱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批评？就是因为那些人并没有把文学批评看作是自己的生命实践，没有把自己对生活的大爱、大恨、大痛真诚地放进去，结果成了做戏的虚无党。胡风是一个诗人，他用诗的语言来表达这一反复的过程，当时被人批评为语言晦涩，其实是他用诗意的方式给人们留下了非常广阔的思考空间。有了这个核心，文艺创作就有一股正气。没有这个核心，没有主观战斗精神的投入，文学就是荒诞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胡风先生的文学实践，证明了知识分子确立民间岗位的意义。我们要研究胡风，就不能回避鲁迅晚年与左联的矛盾，关于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矛盾，很多人把它归结为宗派主义，总是取其消极的因素。我近几年对这个问题有更积极的看法。那就是与鲁迅晚年的实践有关。鲁迅在晚年并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跟周扬的分道扬镳，是在总结历史教训以后，重新探索、寻找中国知识分子战斗道路的实践。鲁迅早期一直在寻找中国最先进的战斗力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左翼文艺，他都亲身参加，满腔热情地投入，但总是失望地走出来。而晚年的鲁迅，他以自身的崇高威望和战斗能量，团结了一大批青年作家、评论家、诗人、记者、编辑等等，而这个文学青年的群体，几乎都与都市媒体有关:如巴金、吴朗西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黎烈文主编的《中流》，黄源编辑的《译文》，孟十还编辑的《作家》，赵家璧的良友图书公司等等。鲁迅就这样找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他不再依靠政治思潮的推动，不再依靠党派权力斗争，他要依靠独立的工作在民间开辟一个属于知识分子自己的民间岗位，来承传“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薪尽火传的传统。可惜由于鲁迅的早逝，这个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没有完全形成，而后来的道路上，直接继承鲁迅的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道路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巴金，一个是胡风。巴金在1940年代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民间岗位上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胡风则通过创办《七月》、《希望》杂志，团结和培养一大批文学青年，一直坚持鲁迅的独立传统。我要问的是，胡风这样一种精神，在民间寻找一个战斗的岗位，把知识分子传统薪尽火传发扬下去的精神，在今天有没有价值？
一晃又是五年过去了。现在面对这部会议论文集的出版，我特别怀念在这其间因病辞世的前辈们——德高望重的梅志先生、我们敬爱的任敏师母、开朗热情的王戎先生、耿直尖锐的耿庸先生。还有英年早逝的萌萌女士，我想起曾卓的女儿萌萌当时在会上的发言:《面对父辈的苦难，我能承诺什么？》，里面有这样一段引自本雅明的话:“在过去世代的人与我们这代人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秘密的约定:那么我们就是被期待着到地球上来的人；那么我们就如同每个此前世代的人一样携带着微弱的弥赛亚力量，它正是过去的事情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不能廉价地得到满足。”现在，萌萌女士也辞世了。但是我想，这样一种“微弱的弥赛亚力量”，仍然会有人约定好似的携带着，一代代实践下去的。
《思想的尊严--胡风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文集》 陈思和、张业松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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