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自序 |
| 2008-01-11 作者：龚育之 |
■龚育之
从《几番风雨忆周扬》、《〈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开始，近十年中，我陆续写了一些关于故人故事的回忆文章。其间曾经结集出版，是李辉主编的《沧桑文丛》中的一种，书名为《在漩涡的边缘》。
这书名有点费解。原来想表达的意思是，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这一个个政治风暴、政治漩涡，我都被卷了进去，沉了船，没了顶。在当时，那灾难使人恐惧，使人绝望。事后回忆起来，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能有历史的机遇，亲历了这些事件，近距离地观察、体验了这些事件，这不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吗？当然，我不在这风暴、这漩涡的中心。在这中心的，是彭真、陆定一、周扬、许立群这些人物。我只是在漩涡的边缘。离漩涡的中心，还有一大段距离。但是，中心和边缘，又是相对的。相对于彭真、陆定一、周扬、许立群，我是处在边缘；相对于卷入风暴的挨批挨斗的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广大干部来说，我亲历了、近距离地观察了那么多重大事件，又应该说我是处在漩涡的中心，而远非漩涡的边缘。
所以，当我应李辉的要求，扩充我那本《在漩涡的边缘》的时候，除了新增后来写的《胡绳琐忆》、《我所知道的陆定一》等文章以外，书名也作了修改，改为《“阎王殿”旧事》。
这个书名，也需要解释。
“阎王殿”，这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用语，是贬称，是恶谥，指的是陆定一、周扬主持下的中宣部，又叫旧中宣部。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这是最先被砸烂的“三旧”。“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条最高指示一公布，旧中宣部就被砸烂了。旧中宣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们、大部分的处长和副处长们、什么长都不是只是干事干得多一些的几名干事，都被打倒在地并且扫进了牛棚。
砸烂了旧中宣部，建立的当然是新中宣部。但这新中宣部在混乱中挣扎了大约半年光景，就随着陶铸的倒台而倒台，新任命的副部长们也同旧中宣部的副部长们一起被扫进了牛棚。
自此以后，中宣部这个机构就不再存在了。所有干部，被一锅端，相继到旧北京市委党校去办学习班、到宁夏贺兰县去办五七干校。任务是:斗、批、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阎王殿”这个恶谥也在清理之列，党中央为中宣部恢复了名誉。这一页历史已经翻了过去。但是，我这本书的书名，还是用了“阎王殿”这个诨名，一是因为这是一段历史，一是因为别的名称会引起别的麻烦。比如说，可以叫“旧中宣部”，这是正名，而不是诨名。但是，区别于“旧中宣部”的“新中宣部”，又是指的什么呢？是指陶铸的那个半年光景的“新中宣部”，还是指“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重新建立的“新中宣部”？我们是应该强调新建立的中宣部同过去的中宣部之间的新旧对立和断裂，还是应该强调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和传承？所以，还不如沿用“阎王殿”这个称呼比较恰当。它当年是个恶谥，现在则成了对一段历史称谓的并无恶意的调侃。
为中宣部“阎王殿”平反，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做了，但是，对陆定一、周扬主持下的中宣部的工作做历史评价，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在我这本书里，没有为这段历史做总体评价的意图。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缺乏这个能力和意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作为一名干事，在中宣部工作涉及的范围有限。我只不过是写了我的一些亲历亲见亲闻，力求不溢美也不饰非，提供一点史料，留给后人评说而已。
我一九五二年从学习岗位调到中南海中宣部工作，到一九六六年中宣部“阎王殿”被摧毁，长达十四年的时间。这是我参加工作的最初的十四年，是我青春美好的多采的十四年。在这十四年里，我结识了一些师友，他们都是一时的风云人物、难得的豪俊之士。他们有长处，也有弱点，有贡献，也有失误。在回忆里写下他们留在我心中的身影，我认为是自己的责任。所写故事，大都是发生在“阎王殿”里的故事，但是我同这些人以后大多还有接触，有些同志，比如胡绳，在新岗位上仍旧是我的领导。所以，对这些旧事的回忆，自然而然延伸到我同他们在那以后的接触和交往。
《在漩涡的边缘》出版时，我写了这样几句话:
研究当代的历史，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从这历史中走过来。我们曾经竭尽绵薄参与推动这历史，又曾身不由已被这历史所推动。这使我们在研究中产生特殊的亲切感，又产生特殊的沉重感，但并不因此而使我们更容易看清、看懂这历史。
我在《党史札记》的《书前小引》中重述了这段话，现在在这篇自序里，再一次重述这段话。
二〇〇六年八月七日于北京医院
《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此文为龚育之生前最后一篇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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