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首来路，落日殷红 |
| 2010-06-25 作者：陈家琪 |
■陈家琪
6月1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在“新书坊”栏目下刊登了萧默的一本书的节选，这本书叫《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节选的内容说的是高尔泰，题为《高尔泰:美学家·狼·告密者》。
我与高尔泰先生有过一些交往，1985年应邀在成都参加一个美学研讨会，与他相处了几天，他还画了一纸“虎啸”送我，可惜后来在搬家中弄丢了——想来有些可惜，尽管当时并未觉得他的画有多好。
后来，他就出国了，一度曾听说靠卖画为生，心中颇有些唏嘘；再后来，就在《读书》上读到了他的一些文字，有了他的这本《寻找家园》。
萧默先生在他的这本书中说“高尔泰是一头被追猎的狼，同时也是一头追猎着的狼”；他觉得这个人的灵魂受过重伤，在长期的不公正待遇中，心理遭受了严重扭曲，“或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加上他本性中的某种劣质(至少我这么认为)，而反应过度，将不公又施于别人”。基本的证据有三件事，一是在“文革”中以“交代”自己反对过当时被工作组任命为所“文革”组长贺世哲的错误为名，写出了贺私下对他说的话，等于检举揭发了贺，于是把贺也关进了“牛棚”。萧默先生说:“在《寻找家园》中，高尔泰并没有对自己当年的行为表现出一丝丝反思，对受害者表现出一点点歉意，反而得意洋洋，我很为他惋惜。”
其实，在《寻找家园》中，紧接着对这段话的叙述后面，原话是这样说的:
“一丝复仇的喜悦，刹那间掠过心头，很快就消失了。沉淀下来的，是深重的悲哀，为自己，也为他们。”(该书第207页，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版)
萧默先生不完整转述作者的原意，这显得不够厚道。
在那个年代，在“坦白交代”中把自己的“敌人”也供诉出来，早已司空见惯。在生死斗争中，弱者的最后一招就是同归于尽。
高尔泰在这本书中谈到的他的另一次更为精彩的在“自我反省”名义下对对方的威胁或揭发是针对“老工人”王杰三的:王杰三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汽车司机，粗壮雄健，胸腹四肢杂毛连颊，一股子江湖豪客的剽悍之气，就是这样一个人，打起老婆来不要命，“文革”时打人就像宰猪剥羊一样，“老所长常书鸿常常被他踢得滚来滚去，血淋淋满地爬。他打人也不限在斗争会上，平时动手动脚也很随便。当然所打的都是已经揪出的‘牛鬼蛇神’。”(第254页)高尔泰对付这位“工人阶级”的方法就是在两个人进行了一番恶打后，对他说:“王师傅，我听信了一个谣言，说你是廖师长的司机，反革命的走狗。这分明是恶毒攻击伟大的工人阶级，但我思想没有改造好，革命警惕性不高，糊里糊涂信了，以为你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的阶级敌人，把工人阶级你当反革命来打，这不是毛主席说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吗？这个错误太严重了，必须重视。回去了我给军宣队、工宣队，还有全体革命群众作检讨。”(第257页)这位“王师傅”果然就是国民党驻军廖师长的司机，廖师长被枪毙后，他坐了一年牢，出来后生活无着，常书鸿看中了他的驾驶技术，才把他调到所里开车。后来，他也就进了“牛棚”，但不是因为高尔泰的“自我检讨式举报”，而是因为“有人指控他搞地下运输”。
最后，这位王杰三成了高尔泰的朋友，干起活来处处向着他，还拿敦煌的特产大红枣儿给他吃，看高尔泰吃得高兴，“他那张多毛的大脸，笑得像个孩子”。
萧默在书中所揭露的高尔泰作为“告密者”的另两个实例是第一，1972年，当形势已经好转，环境有所宽松时，高尔泰对作者说:“我揭发了你，说你偷听敌台”；再一件事，就是1965年，甘肃师大的美术系青年教师陈克俭来敦煌创作，与高尔泰有过接触，结果高尔泰自己可能说了什么“反动言论”，于是抢先一步先告发陈克俭，把自己的言论也算在陈克俭头上，当时还不算什么，“‘文革’一来，陈克俭说不清，竟上吊自杀了”。
不消核实，也不用辩解，我几乎就相信萧默先生说的是真实的。高尔泰之所以要把自己检举过萧默偷听敌台的事再告诉萧默，是因为他觉得萧默是朋友，所以想“减轻一点良心的不安”；而他在1965年抢先检举揭发陈克俭，也可能是因为1965年的他与陈克俭不能比，他才从夹边沟那个真正的地狱走出不久，刚结婚，身背着“右派分子”的罪名，于是就演出了“恶人先告状”的一幕。
但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
萧默说:“我是带着沉痛的心情写出这一些的，要知道，夹边沟的受难者，多数都是知识精英，包括大学校长、系主任、学者、教授、科学家、工程师、诗人、主编、编辑、音乐家和画家……甘肃省本来人才就不多，2400多位劳教人员(官方统计数字)，几乎集中了全省的精华和社会的良知。”
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忘记从夹边沟走出来的高尔泰自己的话:
“沉淀下来的，是深重的悲哀，为自己，也为他们。”
有了这句话，就够了。可惜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大都不知道在那个年代人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刺探、相互防范，如何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自我揭发和相互揭发的。
高尔泰这个人心理扭曲了吗？
在那个环境中长大，从那样的地方活了过来的人心理不扭曲才不正常，让我们想想:从小就耳背，加之从农村来的，从上小学起就受欺负，然后靠自己能打架而赢得尊重(“哈！从此我动物凶猛起来”)；再后来，20岁就写了《论美》，21岁，1957年，成为兰州十中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然后就是生命微贱，如草芥蝼蚁般的生活，一过就是几十年，任何一点些微的改善，沙漠里的一把沙枣，死人身边的几块饼干，都是必须拼死抢夺的救命稻草，而在时时刻刻都要与坏人坏事进行不懈斗争，都要用自己“被磨砺得像剃刀一样锋利的感觉”来进行自我保护的环境中，他不但要劳动，而且要“随时随地笑，笑着抡镐，笑着使锨，笑着抬筐跑上坡，笑着下坡往回跑，边笑边跑边吆号子”(第161页)，谁不笑谁就是心怀不满，这会把人训练成什么样子？这样的人能心理正常吗？高尔泰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是最让人难忘的:
“我想假如有一个不知就里的局外人，一下子面对这独特的景观，一定会惊骇得张大嘴巴，半天也合不拢来。我想单是那无数凝固不动的怪异笑容，就足以把他吓得头发竖竖的。我又想，假如这时发生地震，我们全都突然埋入地下原样变成化石，异代的考古学家也一定不能解释，这举世无双的表情和姿势究竟意味着什么。”(第163页)
很可惜，今天的人们去读那时的日记、文章，去看那时的照片，听说那时的举止言行，差不多就如“异代的考古学家”一样感到诧异了。我与高尔泰先生相处了几天，听他讲了夹边沟，也听他在义愤填膺中谈到了自己对当时热销的几本描写劳改队生活的小说的看法，让人感到这个人受到的伤害实在太大太大了，大到超出了我们可以想象的地步。我真的想理解他，但也知道这样的人真的有很难相处的一面，因为你不知道他那“被磨砺得像剃刀一样锋利的感觉”会做出怎样的反应。那么反过来，我自己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如此这般的扭曲呢？
我甚至认为，当今六十上下的人，在政治话语上受到的是一种扭曲，而后来者又受到了另一种扭曲，就如人们从相互揭发发展到“相互投毒”(网络上的一句用语，指种菜的不吃自己种的菜，养猪的不吃自己养的猪，等等)一样，前者是有意识，后果立竿见影的，后者是无意识，一时半会儿不会有多大危害的。相互，这是最重要的；而相互，说到底靠的是交往，话语的交往。但我们如何才能在一种假象的自由自在的环境中构建出某种“不被扭曲”的话语方式呢？大约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必须直面那种让人“惊骇得张大嘴巴，半天也合不拢来”的事实，包括萧默先生在这里所谈到的这些事实，然后如高尔泰一样说出“沉淀下来的，是深重的悲哀，为自己，也为他们”这样的话。
1949年，一个与几乎所有的人的命运都息息相关的年份，14岁的高尔泰离开家乡去苏州美专读书，在小气轮上，他写道:“千里水天一色，上下是新月。回首来路，落日殷红。我靠着舷窗，想家想得厉害，计算起还有几个月放寒假了。在家里想出去，想不到一出门就想回家。更想不到，从此漂泊天涯，欲归无计，万里西风瀚海沙。”
这就是现在的高尔泰先生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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