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公文心细如发 |
| 2010-03-05 作者：韩石山 |
■韩石山
谢公者，谢泳也。这话要诠释，要不有人会说我这么大年纪，这样称谓一个年轻人，是为老不尊。谢先生未发迹前，即未调到厦门大学当教授前，曾在山西省作家协会蛰伏多年，我有幸与之为同事。其时我还是个青年作家，他，还有与他差不多年龄的三两个人，只能说是小青年。一次饭局上，我发现他们之间竟“谢公”、“阎公”地彼此呼叫。一时给我的感觉不过是穷开心而已。其时马烽、西戎等老前辈还健在，够得上称公的是这些人。以十年一个年代计，由20年代的人，轮到他们这些60年代的人，还隔着三个年代，他们竟如此早地预支了。有这样的背景，我有时见了谢泳，也叫句谢公。多半是要开他的玩笑，比如发现他个小毛病，会这样开口:“谢公啊——”他呢，听后总是频频点头，赧然言道:“见笑见笑，习而不察习而不察。”
世间事往往有出人意料者，这才几年天气，当年的小阎公，如今已是京城一家大报的总编辑，当年的小谢公，也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几十年不变的只有我，也由青年作家变成了老作家，一如钱锺书先生嘲讽过的老科学家一样。自从谢泳去了厦门，少了吹牛的欢乐，只能看看他登载的文章，慰情聊胜于无。不知何种怪异心理使然，每次见了此公的文章，看之前心里总是忿忿地念道:看这小子又胡诌些什么！
今天看到《名作欣赏》(2009年12期)上有他一篇文章，题曰《王瑶学术道路中的“林庚记忆”》，起初也是那种心态，看过之后，又不由得发一声感慨:真是文心细如发啊。
这是“王瑶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辑”中的一篇。对这位乡贤，我过去并不怎样的敬重，觉得他最好的著作还是那本《中古文学史论集》，至于50年代初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称《史稿》)，虽也读过，总觉得不过尔尔。谢泳谈的，恰是这部史稿。不是全面的谈，只谈其中评述林庚的一段文字的细微改动。
事情是这样的。1951年出版的《史稿》上册里，王瑶分析了林庚几首诗作后，总的评价是:“诗是缠绵忧悒的，音调的柔和凄楚也与诗的情调一致，技艺是有相当成功的”，“在技巧上是有相当成就的”。林庚是诗人，同一师门(朱自清)，又是清华和北大的同事，如此评价，于公于私，也还相宜。然而，学术的评价，有时也不是我辈想象的那样简单。
《史稿》上册出版后，首先迎来的不是赞誉，而是上面的批评或者说帮助。1952年8月间，当时的出版总署召开座谈会，会上所有的发言，其实都是对王瑶的批判。出席者均为当时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此中就有林庚先生。林先生对这部书的意见，几乎全盘否定，出语也相当刻薄。说这就不是一部文学史，“如果把它作为新文学史史料来出版，可能更妥当些”。王先生没出席，座谈会记录于《文艺报》发表后，写了文章为自己辩解；送《文艺报》意在发表，不料落了个退稿的下场。
王先生也不是省油的灯。过了一年，完成下册的写作，与上册一并出版的时候，除了章节的调整外，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动是，删除了原先对林庚诗的评价。
说到这里，又回溯了一段往事。早在1947年，林庚写过一本《中国文学史》，出版后王瑶曾写一篇长文，予以批评。主要意见是，这部书是“诗”的而不是“史”的，也即是，除了对文辞上的肯定外，几乎不承认这是一部文学史著作。与数年后林对《史稿》的批评，几乎如出一辙，很轻易地让人想到了乡村顽童之间的“对骂”。说话到了1982年，《史稿》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又恢复了对林庚诗的评价。仔细比较，与初版又有不同。初版认为林诗“技艺是有相当成功的……在技巧上是有相当成就的”，再版改为:“技艺是相当成熟的……在技巧上有一定的成就”。成功与成熟，相当与一定，轻重优劣，一目尽可了然。以我的推测，这是因为全书要恢复最初的面貌，不能不恢复评林庚诗这一段，毕竟心有未甘，只能作这种个别字词的“微调”，所谓皮里阳秋者是也。
于此便知，谢泳的文心，多么的精细。
有人或许会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人做宏观的研究，有人做微观的研究，各有所好，各有所司，互相参照，岂不更好。这话听起来不无道理，实则最是荒谬不过。这也是我所以要写这篇文章的用心，否则只是跟谢泳开个玩笑，夸奖几句，也太浅薄了。这话让我想起，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有人说陈寅恪读书多，某位名人在北京大学一个班上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全班同学，一人读多少本，合起来肯定超过了陈某人。这儿不过是把一个班的学生，分成了两类，一类做微观研究，一类做宏观研究。我想说的，做宏观研究的人，必须这样细读书，你的宏观研究才可信。至于世上有没有专做微观研究的人，我不太清楚，但我敢肯定地说，谢泳这小子，绝不是个专事微观研究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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