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晓原：老猫的书房(附照片) |
| 2010-01-15 作者： |
在《老猫的书房》(江晓原口述吴燕整理)中，江晓原说，一直希望自己是一只愉快的老猫。我经常想象，在午后斜阳的书房中，一只慵懒的老猫在那些藏书和影碟中徜徉着，蹲坐着，思考那些古往今来稀奇古怪的事情——古埃及人相信猫是通灵的。
上海滩最有名的书房:在滑轨上成为书虫
1998年，我搬到了现在的这套房子。我这间书房算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书房之一，仅中央电视台就在这里拍摄过十余次，上海当地和其它地方的媒体拍摄、报道的次数更多。很多人曾慕名来看，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书架的设计。
书架参照了档案馆中的滑轨式密集架的设计，尺寸和形状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单独加工的。密集架引起一些人的关注，很多时尚杂志做过我和我的书房。我的书房甚至出现在家居设计类的畅销书中，比如欧阳应霁的《回家真好》在两岸三地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多次重印。央视为此又到我的书房中拍摄了一回。
由于采用密集架的设计，我的书房在放了两万册书后也并不显得拥挤，而这间书房不过19平方米。其实这种滑轨式密集架从设计方面来说也很普通，只不过可能很少有人会在家里使用吧。
在拥有了一间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书房之后，我聚了更多的书。那时候我已经是每隔一些天就到书店搜书。有一次和小姨交流体会，我说你们女人逛店买衣服是不是跟我逛书店一样，如果今天逛了好几个书店没有买到任何我喜欢的书，我回来的时候就觉得腿特别酸，浑身不得劲。小姨说太对了，我们买衣服也是一样，如果什么也买不到，回来以后就觉得脚重得都拖不动，但是如果买到了喜欢的衣服，回来以后就一点不累，一到家就在镜子前面先穿起来自己臭美一会儿。
我的书房虽然藏书量很大，现在约3万多册，但我其实不应算藏书的人，因为我对藏书家在意的版本、升值等这些藏书的概念都没有。有人发明了“爱书家”的名字，我觉得也许更适合我。虽然我对版本没要求，但我很介意书的品相，所以在书店里挑书的时候，我会拿出一撂书，选择整洁、装订得好的书；如果碰巧买到品相不好的，我会自己重新修整。
另外，我还曾复印过一些书——有一些书很贵，但是我很喜欢或需要，就拿去复印了，然后找人装订。其实早期印刷术刚刚发明的时候这是很常见的，那时人们买书是买书的瓤，然后找人来装订，并制作书的封面。后来装订和印刷才合并。
除了学术研究可能用到的书，很大一部分书是出于我的兴趣与个人爱好。比如我的书房里有一类书量很大的，就是艺术史。有一段时间，我很迷恋艺术史，于是就想办法找了一些书，看了一些艺术史方面的史料汇编。这就完全是出于业余爱好了。我觉得这种冲动是可贵的。随着人到中年，越来越觉得这种冲动的可贵。要珍惜每一次冲动。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因为求知欲本来就强。某一阶段对什么感兴趣就把这方面的书找来。有一个电影《遗愿清单》，里面老头有一句话:要珍惜每一次勃起(冲动)。对应于读书方面的兴趣选择，也许我们可以说:要珍惜每一次冲动。
我总觉得对一个事情有兴趣，要进入较高层次的时候，就要去找这方面的书。这种做法很书呆子气，但是很管用。比如我当年迷恋象棋时，就收集了许多棋谱，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甚至收集了象棋史方面的著作。又如后来喜欢上了电影，就想有更多了解，就会去搜集书，看有关的杂志。这和做学问的道理是一样的。
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以读书为乐事。读书是我人生的一种精神支柱:我需要通过读书支撑自己，让自己觉得自己是充实富有的，而不是那么虚幻。不知道别人读书是否意味着这样，但对我是如此。
真的要说从读书中能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如果一定要讲的话，也许可以找到一两个例证来——尽管听起来有点搞笑。
刚回上海定居的时候，有一天太阳很好，我把晒在阳台上的衣物收进来，却没发现衣服上有一个很大的马蜂，手一下子抓了上去，结果被蜇到了，手迅速肿了起来。那时候家里正好有一本《家庭医学手册》。翻出来查找，正好前环衬上有一些急救的知识，竟然有一项就是关于被马蜂蜇后如何处理的。按照上面的说法，我在厨房里找到醋，涂在肿起来的部位，十几分钟后就好了。这件事让人觉得“知识就是力量”，真是再直接都没有了。
聚书最直接的好处就是需要用到的时候随时可以找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的图书馆服务非常坏，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所以我基本上不去。当然，把一些可能会用到的书聚在家中，这不是一个很经济的做法，但需要用的时候确实非常方便。我们科学史系的关增建教授有一个四库全书的电子版，有一次我们翻译外文的李约瑟的书，其中引用中国古代的文献，我们需要把它返回到原文，关教授用电子版查也没查到，那段东西我看了觉得有印象，结果回家一找，那个书我居然有，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我一般不太愿意借书给人，因为生怕别人借了不还:有一些人完全不能理解我对书的喜爱，所以有时候借了书也不太在意。小姨在杂志社当编辑，有一次问我借《万象》创刊号。我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借给她了。过了两个月，我自己越想越不对劲，就去季风书园又买了一本创刊号。果不出所料，小姨有一天对我说:“你的《万象》我弄丢了，很不好意思啊。”——瞧瞧多轻巧，我说我就知道会这样，所以已经又买好一本啦。
我喜欢整洁，不管是书房还是电脑。这个习惯要追溯到做电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抽屉是最整齐的。我喜欢把工具分门别类，从大到小，收拾好。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有一个抽屉专门装各种各样的工具。也因为如此，所以我的书从不乱堆，电脑的情形与书房大抵相似，搜集到的材料分别归入不同的文件夹，基本上要找到它还是比较快的。
最近我们家连续发生了好几件笑话。有一次我太太和小姨出去玩，太太临走从我的书架上抽了一本书带着准备在路上看，那天她们走后我正好想要找这本书，一看书不见了，就打电话问她，她说我三万多册书中才拿走一册，才拿走几个钟头，怎么就被发现了呢？后来我小姨说，要想拿走江晓原的书是很难的，他随时都会像电脑监视一样。
爱书的人看着自己的书架都会很愉快的。如果我某一天能够完全不出门，这样一天在家，那我大部分时间都会呆在书房里，有许多书和影碟陪伴我，写了文章就从网上发掉。也许，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书虫了。
作客书房
在书房聊天和在客厅聊天不一样。在书房可能更容易激发思想。我喜欢在书房里发呆，不会在别的房间发呆。
我的书房还扮演过一些特殊的角色。比如上海交大谢绳武校长和尹衍樑的会谈就曾在我的书房里进行。尹衍樑和我是私人朋友，于是我说到我这来谈吧，这样他们两个人就都有面子了。有一天他们来我这里谈，据说那次沟通很好。第二天门卫还问我，昨天是不是有两个大人物来找你了？
尹衍樑是上海交大的重要捐助人，1996年他在上海交大捐赠1000万美元设立交大安泰管理学院。我第一次认识他是陪谢校长出访台湾，有一个项目就是去见尹衍樑。当时一起吃饭。他读了不少书。他在饭桌上滔滔不绝地讲书，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他那天讲到的书我每一本都读过，所以对他一一回应自如。那天散席之后谢校长在电梯里说，今天亏得带了江教授来。回到宾馆的时候，总台就放着一个纸箱子，说是尹先生送来的，其中很多是刚才饭桌上提到的书的台湾版本。这些书我都读过，但是没有台湾版。
后来我每次到台湾，尹衍樑都要请吃饭，他有时候来上海也要聚一下。我书斋里的望远镜也是尹送的，因为他也是一个天文爱好者。有时候我遇到什么很怪的台湾的书就会托尹帮我找。有一次，我问尹能否帮我找一套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的台湾版，伊媚尔发出去之后，隔天这套书就送到了我家里，而且打开一看是唐的签名本。但是唐不是签名送给我的，他是送给一个“郁萍小妹”的。但是这本书怎么会跑到尹手里的，我一直没弄明白。
这样就跟他成了朋友，这完全是因书而起的。
我也曾经到一些朋友的书房作客，并且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如胡道静先生的书房，最初因为道老推荐了我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去谢他。他的书房取名“海隅文库”，以前只是在文章里看到这个名字，后来去了看到书房墙上贴着这几个字。我进门的时候，书房里所有的桌椅上全部放满了书，以至于除了他自己之外，我是没地方坐的。道老把他身边的一些书放到别处，我才有地方坐。后来聊天便移到了客厅。
学人的书房，图书满壁，窗明几净，那是常态，所见多矣。倒是有些特殊人物的书房，出人意表，值得一谈。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毕业后不高兴在学术界玩了，成了工程师兼自由职业者，他的新家书房相当宽敞，图书满壁，窗明几净。不料10年过去，前些日子我又去他家，却见他书房之门紧闭。他太太抱怨说，我现在再不敢让任何客人见他的书房了——那里已经变成一个垃圾箱！这一来我倒起了好奇心，一定要进去看看。
我们毕竟是30多年的老同学了，终于获得允许进门参观。推门一看，果然与众不同，堪称奇观——但见各种纸箱、书籍、旧报纸堆到一人多高，遮住了昔日的满壁书橱。更惊人的是窗下的写字台，那曾经是我极为艳羡的——因为宽敞达3平方米以上，如今两边一台电视一台电脑，其余的所有面积全部堆满各种仪表、电器、工具和零件器材，连放一本书的位置也没有。说这里是“垃圾箱”，信非虚语。但老同学每天深夜沉溺在这间书房中，手脑并用，神游物外。
《南腔北调集》与周雁
最初认识周雁，是刘兵介绍的，说有一位非常优秀的编辑想认识你。初次见面，我们谈了一些书籍方面的话题，当时她正想做科学史方面的选题。虽然当时讨论的选题后来并未实施，但周雁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感到，这是一个爱书之人。此后我们见过好多次面，她还到寒斋来作过客，我们每次相处都很愉快。
我们开始业务上的合作是为了《南腔北调集》——此事说来有点话长。
从2003年开始，我和刘兵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开设了一个对话专栏，取名“南腔北调”，因为他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而且我们两人同在1999年从中国科学院系统调出，他去了清华，我去了上海交大，又正好是一南一北。这个“南腔北调”专栏至今还在继续着，已经整整七个年头了。我们每月谈一次，主题集中在当代“两种文化”的冲突。
我们采用真正的对谈——我写一段传给他，他再加一段传给我，我再加一段……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成篇。因为在写自己这一段时，你并不知道对方的下一段会说些什么，这样就保持一种不确定性。我们很喜欢这种方式。
在我们的“南腔北调”专栏开始不久，周雁就注意到了，她来找我，说要将专栏中的文章出集子。我和刘兵都同意，就初步定了下来。但当时我们已有的文字还不足以构成一本小书，所以约定再继续对谈一段时间，等文字积累到10万字左右时出书，书名当时就定为《南腔北调集》。那时周雁仿佛已有先见之明，她叮嘱道:“不能给别人的哦。”
随着我们的对谈继续进行，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别人”果然次第出现了，其中最有共同语言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刘卫。他也有意将我们的“南腔北调”专栏出集子。当时已经传来周雁得病的消息，但我们都以为那很快就会好的，我们对刘卫说先前已经答应给别人了，刘卫很理解。后来周雁给我来伊媚尔，感谢我的“仗义”，并说她还是要做这本集子。
但是再往后，关于周雁病情的消息越来越不好了，我和刘兵都隐隐感到，她恐怕不能做这本《南腔北调集》了。出于一种奇怪的心理，我们两人谈到这个集子时，很长时间都不愿意将这种顾虑明说出来。我们只是继续着我们的对谈。
当我们的对谈正好进行到两周年的那个月，周雁真的离开我们了。
此后，每次和刘兵在网上对谈时，我都会想到周雁。我相信，在那个世界里，书香仍会常伴周雁左右。将来的某一天，她会看到《南腔北调集》的——我保证，我要将这篇文字收入其中，聊表对她的纪念。
后来，这一天真的到来了。
2007年，“南腔北调”前4年的结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即《南腔北调——科学与文化之关系的对话》，书中作为“代跋”，收进了上面这篇回忆周雁的文字。现在，“南腔北调”的第二本结集又已经交给北京大学出版社了，书名是《南腔北调二集——温柔地清算科学主义》。它仍然会让我和刘兵想起周雁。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19平方米，3万多册书，还有影碟:令人羡慕的江晓原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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