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人物 沈昌文：我的出版岁月 2008-05-02 作者：     三联书店总经理，主编《读书》，创办《万象》，引进《宽容》、《情爱论》、《欧洲风化史》……沈昌文之于中国出版界，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现代史。     《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最近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本文摘编自该书。     “向后看”做翻译书     我是比较喜欢做翻译书的出版。除了自己真的喜欢之外，讲实话，也包含一个意思，就是著作的出版有人喜欢我就让步，我不喜欢跟人争。范用喜欢著作出版，董秀玉也喜欢。既然他们喜欢，我就可以做别的，比如出版翻译著作。     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出版来说，做外国书的方针应该是“向后看”。这实际上是李慎之的方针。在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文明成果这方面的工作中，他主张“向后看”。他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要学习和研究的，是西方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东西。那是些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手。你非要一步跨过去，去学人家二十世纪中期、末期甚至二十一世纪的东西，那就有点儿不切合实际了。总是要先学走再学跑嘛。     他的“向后看”的主张，对我影响很大，帮助很大。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向后看”不仅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一群人的主张，更是当时历史阶段上中国大陆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很有说服力的，是房龙的系列著作，其中更典型的就是《宽容》这本书。翻译出版这本书，不是李慎之要我做的，而是在他的思路启发下做的。     另一方面的启发来自范用。他对西学不感兴趣，可是他提出来让我们学巴金。巴老当年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的时候，出了不少好书。范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太太在场。老太太叫丁仙宝，她一听就激动起来了。平时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她向来不说话的，只给我们倒茶做饭。可老太太这次激动了，她说自己当年读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门槛》是如何如何的激动，如何更加坚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等等。这样，我们就做起了外国的老书。     还有两个老人要说到，一个是陈原。陈原非常喜欢谈外国的老书，最喜欢谈的是爱弥尔·路德维希写的《尼罗河传》，他认为这样的书都是非常有功绩的。再就是吕叔湘，他把自己翻译的东西和自己收藏的原版书都给了我，鼓励我做这样的事情。     这几位老人对我做外国老书的翻译出版都有很大帮助。他们启发了我，但是不作具体指点。所以，出什么书，都是我去找。找来一出，哎呀真是畅销！《宽容》初版印了十五万，很快就没有了。我最近在市面上去搜集《宽容》，发现已经有十来个不同出版社的本子。     我主持三联书店的初期，可以概括为:靠几位识见通达的老人，做外国的老书。这个事情已经说是做对了。就是现在回过来看，那些外国老书还没有过时。比如，三联当时做的茨威格的书，还是没有过时，还有很多读者。因为那里边说的事情就在中国社会现实里，正是我们在思考、在想办法解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人家那里曾经出现过，人家已经解决了，我们多一点借鉴，是有好处的。     翻译书里，还有一批很特殊的，就是以斯诺为首的一批在早期来中国、支持中国革命的人的书。出版他们的书，是范用他们的功劳。出版这些书使我知道了一些高层人士的高度机密的话。     我们对《西行漫记》做了删节，删节的档案我还保存着。后来我经常跟人忏悔。我做翻译书是做得不少了，可是我删得也厉害呀。英文原书就搁在那儿，迟早有一天会有人读到的。到时候，他要骂我，我也没有办法，只能任人笑骂了。在这些书之外，还做了一点俄语书。其中最轰动的一本，是《情爱论》。从这儿开始，我们注意研究了这个方面的问题，开始做点尝试。为什么呢？我们发现，过去长时间不知道，马恩列斯在这个方面是非常解放的。所以，根据他们的有关论述，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事儿的，当然对《情爱论》这本书也做了大量删节。后来，有人做了补救工作。工人出版社出了一个足本，把我当年删节的部分都恢复了，就是具体描写性行为的部分。所以现在木子美出来，人家跟我说是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和书。我就说，这没什么新奇的，俄国革命的时候，这种事儿多着呢。接着，就是出版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     退休后的《读书》余波     《读书》我是交出去了，可是围绕着《读书》的跟我有关的事情没有完。大概是从1996年的年初开始吧，海外报纸就不断有文章，说因为《读书》如何如何犯忌，当局就如何如何逼着沈昌文退休。这样的文章好多人都能看到。据我听说，这就使得新闻出版总署当成了一个事儿，而且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嘛，认为这是沈昌文挑动起来的。什么根据呢？大概是说《读书》杂志1996年第1期上文章的内容，海外报纸发表文章时，国内不少有关人士还看不到。因此可以认为是沈昌文涉嫌透露的。这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仅在三联内部议论纷纷，外边的人也知道了这事儿。李锐就接到了范公写的信，说沈昌文自居为改革派，实际上他当然是保守分子了，如此自居实在是无耻，等等。     这个事情，实际上当然是误会了。因为当时的新当家人一时不大了解《读书》的刊期问题。《读书》是每月10号以前必须送到邮局去的，不然人家要罚款。至于内部的样本，除了主管的人以外，送达反而比较晚。也就是说，外边的报道如果早于某领导看到当期《读书》的样本，应该是很正常的。比如，《联合报》的报道，我记得是14号，某领导看到样本如果是15号、16号，本来正常。可是他如果不大了解刊期的具体情况，就容易想到八成是内线捅出去的。他不知道10号当天西单报刊亭就有卖这期《读书》的了，书店也在卖了。当然，对这事情我没有必要去做什么解释。就这么过去了。     后来俞晓群出了一本书，我写了前言。里边写到“为了爱的不爱和为了不爱的爱”的话题。什么意思呢？我对于三联书店，为了爱，现在只能不爱他们了。既然有了那么大的误会、那么深的矛盾，为了保全三联书店，我只有放弃这种爱心，划清界限，彼此不搞业务来往。为了不爱的爱呢？就是跟辽宁教育出版社、跟俞晓群的合作。我本来并不爱他们，可是还谈得来，还能一起做点事儿，比如继续出版“向后看”的外国老书。晓群看待出版管理的观念比我要新，他对“万有文库”很有兴趣，所以就投资出这样的书。有这个基础，我们就谈得拢，尤其是翻译书，比如《欧洲风化史》。那时辽教社的气派非常之大，还出了一套“书趣文丛”，做得比较不错。实际是陆灏、吴彬他们做的，我也参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