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文通才王力 |
| 2008-03-21 作者： |
王力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最伟大的语文学家，他继承中国语言文字传统，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体系研究国文，奠定了现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科的学科基础。《国文通才王力》(王辑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翔实的史实，描绘了王力辉煌的一生。本书是王力的第一部传记。
清华岁月:听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陈寅恪上课
1926年夏，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要在全国招收32名研究生。王力决定报名应考。只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招生简章上规定报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大学毕业生；二、曾在中学任教五年的教员；三、从名师研究有心得者。王力对照了这三个条件，前面两条均不符合。他只读了两年大学，尚未毕业；只当过小学教师，从未当过中学教师。只有第三条还有点活动的余地。他想，他在国民大学读书时，章太炎任校长，若以从名师章太炎研究去报名，或许获准报考也未可知。他就以这条理由去报名，果然灵验了。其实，章太炎不过是挂名的校长，从未到学校上过课，王力只是在开学典礼时远远看到过章太炎一眼，说是从师章太炎研究，实无其事，但从名义上又说得过去。他之所以钻了这个空子，也是投考心切，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后他曾对人说:“章太炎当过我的校长，我这才能考进清华当研究生。”报考关过了，考试关也很难过。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了录取真才，这次入学考试的试题出得很艰深，也很奇特，被人称为“一次特别的入学考试”。全部试题是要回答“四个100”，即:100个古人名，要写出每个人所处的朝代和主要著述；100个古地名，要答出各是今天的什么地方；100部书名，要答出各部书的作者是谁；100句诗词，要答出各出自哪首诗词。要答好这些试题是很不容易的，报考的人必须读过许多古籍。王力读了那14箱书，在大学的两年又学了好些东西，脑子里装的是丰富的知识。他在试场上从容不迫地回答“四个100”中的问题，终于交出了一份好答卷。清华国学研究院录取了32名研究生，王力名列第26名。只三年工夫，王力从一个只有高小学历的人，考进了大学，继而又考取了研究生，他感到十分荣幸。就在这一年金风送爽的季节，王力带着极其愉悦的心情，跨进了我国著名的传统文化教学研究机构——清华国学研究院。
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这个研究院共招收了四届学生，王力属第二届。当时，在研究院执教的，多是国内著名的学者，特别是给王力这一届教课的四位教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更是国内赫赫有名的通儒大师。梁启超主讲中国通史，王国维主讲《诗经》、《尚书》和训诂学，赵元任主讲音韵学，陈寅恪主讲佛教文学。
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上的第一堂课，是听王国维讲《诗经》。在王力的想象中，能写出像《人间词话》那样才气横溢、词清句丽文章的王国维，必定是位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大学者。当王国维踏进教室为王力他们讲第一节课时，王力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国学大师竟是个小老头。他头戴瓜皮帽，帽子下面拖着一条小辫子，身穿长棉袍，腰间还系着一条蓝带子。看他这身打扮，活脱脱像清朝时的乡村私塾教师。王力并不赞成他的政见，但还是很敬佩他。这主要是因为他学问渊博，还有他那纯真的气质，比起一些表面趋时而思想保守的人来，他却显得天真可爱。王国维的这节《诗经》课，讲得很朴实，见解又很精辟新颖，为王力闻所未闻，他深感受益。他开始感到受名师教育的可贵。论讲课，论学识，论见解，王国维都是第一流的。但是，当他碰到某些问题时，又常以“这个我不懂”一句就带了过去，有时一节课下来，他竟说了几个“我不懂”的问题。起初王力感到不满足，他想，老师是传道解惑的，怎么常说“我不懂”呢？后来王力才慢慢体会到，这正是王国维治学严谨的表现。他还体会到老师说“不懂”的问题，正是值得深入去研究的问题。其实，王国维说的“不懂”并非真的不懂，课后有学生问及他说“不懂”的地方，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所以在课堂说“不懂”的，一是出于立言的谨慎，他认为他的见解尚未十分成熟，不宜做结论；二是出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鼓励学生去探索和研究尚未定论的问题。王力对王国维的这种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治学态度十分敬佩。
1927年夏，正当王力快要毕业，准备毕业前集中向王国维请教一些问题时，突然传来先生失踪的消息。这消息一下子惊动了整个研究院。王力心急如焚。及至找到颐和园昆明湖畔，王力看到老师的尸体湿淋淋的，用一张破席裹着，不禁痛哭失声。他带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回到了研究院，洒泪写下了挽诗《哭静安师》。挽诗最后是这样写的:
似此良师何处求？山颓梁坏恨悠悠。一自童时哭王父，十年忍泪为公流！
梁启超是清末具有革新精神的显示出“百科全书”气派的大学者，也是王力敬爱的老师。王力钦佩梁启超的学问，喜读他的诗文，所以常爱到梁启超家谈论诗文，并常常当面请教于他，亲聆他的教诲。有段时间，梁启超因妻子病逝，爱子远行，加上列强侵略，内战频仍，情绪抑郁，就常搞集句对联，借以消愁。王力也有集联的雅兴，就常到老师家看老师的集联，同时也带上自己的集联，请老师指点。一天，他在老师家看集联，老师问他:“这些集联，你喜欢哪副？”王力指了其中一联，请老师书赠。老师二话不说，即时挥毫写就赠给王力。这集联是:
人在画桥西，冷香飞上诗句；酒醒明月下，梦魂欲渡苍茫。
这副集联用大字楷书写成，字体工整，笔锋矫健，是上好的书法。王力十分珍惜，一直收藏着。
陈寅恪是位学问渊博的大学问家。他主讲佛教文学，那渊博的知识，掌握语言文字的过人本领，也令王力十分敬佩。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要以赵元任对王力影响至大至深。当时赵元任主讲音韵学，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语言天赋是惊人的。据说有一次，他与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八人共餐。席间宾主相得，言谈甚欢。赵元任请他们用各自的方言交谈，第一次共餐，他就听懂他们的方言；第二次再共餐，他竟能与同桌的八人用八种方言谈话。他曾劝王力努力学好外语，他说:“西方许多科学论著都未译成中文，不懂外语，就很难接受别人的先进科学。”在他的影响下，王力知道了学外语的重要，便下决心去学外语。
本来王力对语言学早就有兴趣，现在能从师于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兴趣更浓，学习的信心更足，劲头也就更大了。王力又曾听到王国维说过这样的话:“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你们看，我研究的东西，有谁能提出反对的意见？”王国维说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对王力很有启发。他想，从事学术研究，就是要搞那实实在在的学问。就以音韵学来说，前人已研究出许多成果，需要后人继承；前人未发现和尚未研究的东西，需要后人发现、开拓和研究。语言学是一门科学，值得研究的东西还很不少。在赵元任和王国维的影响下，王力选定了语言学作为自己研究的专业，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在他这班的三十多个学生中，他是唯一一个跟赵元任学语言学的。
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生学习期限一般为一年。他学了半年，就开始动手写毕业论文。王力的论文是《中国古文法》，这论文是他在上海读书时就着手酝酿了的。他的这篇论文由梁启超、赵元任指导。
论文的头两章就有不少创见。如对死文法和活文法的区别、关于词有本性和准性的说法以及他反对“削足适履”、反对“以英文法为楦”，都是前人尚未论及的。论文中也存在缺点，王力后来在他的《中国现代语法》一书中已作了自我批评。对这篇论文的优缺点，两位指导老师在评语中分别指出，有褒有贬。梁启超看了，对王力论文中的一些创见十分赞赏，曾写下了这样总的评语:“精思妙悟，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第三、四、五章以下，必更可观，亟思快睹。”他还写了“卓识”、“开拓千古，推倒一时”等的眉批。赵元任正好相反，对王力的论文没有一句褒语。他用铅笔写了好些眉批，专挑文章的毛病。王力的论文中有一处附言说“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赵元任就此做了严厉的批评。他在眉批上写道:“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他还在“有”、“无”二字下面加了着重号。两位名师的一褒一贬，是着眼点的不同。梁启超的批语全是表扬，肯定论文的创新精神；赵元任的批语全是批评，指出论文论据、论证的不确。表面看来，似乎两位老师的态度截然不同，其实，他们的用心却是相同的，都是出于对王力的爱护和培养。
梁启超的评语给王力以很大的鼓舞，赵元任的评语给王力以很大的鞭策，特别是赵元任的评语使王力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从此认识到，治学必须严肃认真，来不得半点马虎。往后他就牢记老师的教导，把赵元任最严厉的批语“言有易，言无难”六字作为座右铭。王力常对人说:“赵先生这句话，我一辈子受用。”
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对他的学问和事业却影响至大。他曾经说过:“如果说发现14箱书，是我治学的转折点，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学问；那么，研究院的一年，就是我的第二个转折点，有了名师的指点，我懂得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学问。”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力受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陈寅恪的影响之深。
留学法国巴黎大学
一年的研究生生活就要结束了。毕业前夕，王力为了今后的去向特地去拜望了赵元任夫妇。他问赵元任:“赵先生，您看我毕业之后该到哪里去好？”赵元任说:“依我之见，你最好到巴黎留学，到那里你将学到许多语言学方面的东西。”王力知道老师指点的路子不会错，从学问和事业上考虑，他决定到巴黎去深造。出国前，他跟一位白俄教师学了一个月的法语，只学会发音。
1927年秋，王力辞别了祖国，远涉重洋，到达法国首都巴黎。
到巴黎留学，是王力走上语言学道路最关键的一步。中国语言学源远流长，前人在研究文字训诂和音韵学的传统语言学上虽有了许多的成果，但却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就以汉语语法来说，在典籍十分丰富的中国，长期以来都找不到一部系统的专著。直到19世纪末，曾在法国留学的马建忠，才借鉴拉丁文的语法研究古代汉语，写出了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这无疑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马建忠虽然严谨，但毕竟是借用印欧语的间架结构，而汉语与印欧语相差甚远，这就免不了有曲为比附的地方，脱离不了西语“葛朗玛”(语法)模仿的窠臼。马建忠以后的三四十年，中国的语法著作都承用他的系统，忽视汉语的特点。这就是王力研究语言学时的现状。要改变这种现状，建立自己的汉语研究大厦，发展中国的语言学，就必须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王力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去巴黎的。
到巴黎后，王力最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不通。他从那个白俄教师那里只学会了法语的发音，许多单词还没学过，更谈不上会话了。为了尽快地学会法语，他特意选了一个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来住，使自己多接触法国人，强迫自己学习法语。他与法国人交往，先从做手势开始，慢慢跟法国人会话，学习生活用语。他每天三次到法国饭馆用餐，在饭馆里，他从菜单的名称学起，留心服务员和顾客的谈话，渐渐地就学会了些法语的语汇，提高了听讲的能力。他在补习学校里，法语教师用的是直接教学法，上课时全部用法语讲授，不用中文或英文翻译，常常只用手势来配合。这种教学法，开始速度较慢，以后就越来越快，不需借助别的语言，就能直接学会法语，教学效果较好。王力由于一开始就选择了学习法语的环境，加上他的语言天赋和刻苦用功，他学法语的成绩突出得惊人，半年时间就连跳了三级，从初级、中级班跳到了高级班。1928年他在上海读书时的老师李石岑教授从国内来到巴黎，他前往迎接。李石岑见他同法国人讲话对答如流，很顺利地就办完了各种入境手续，感到十分惊讶，对王力的法语水平大加称赞。20世纪80年代王力在一篇《谈谈学外语》的文章中说，“学习外语没有别的秘诀，最要紧的就是改变自己的语言习惯”，强调学外语要多做语言实践。这个带总结性的意见，包括了王力学法语的切身体会和成功经验。
1947年，王力和陈寅恪在岭南大学陈家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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