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人物 香港影视大王邵逸夫 2008-03-14 作者：     邵逸夫是电影大王，也是电视大王。邵逸夫一生摄制了一千多部电影，是中国电影史的见证人。有人说，他是业界凶残的大鳄，也有人称他是香港富豪的“道德标杆”。《邵逸夫传》(祝春亭、祝敏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我们揭示了这位传奇人物的性格人生。     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     邵氏影城竣工的那一年，邵逸夫已57岁。此时他虽然是年近花甲之人，但他那旺盛的精力和对事业的投入，是许多年轻人都无法相比的。     邵逸夫的座右铭是:我喜欢不停地工作，工作是我的嗜好。我永不会退休。成功之道要努力苦干，并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运气只是其次。我深深体会到拍电影是很大的刺激，它能带给我无穷的乐趣，这正是推动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邵逸夫是这么想，也的确这么做着，所以他才能成就今天的事业。1966年11月14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曾介绍过邵逸夫的“作息时间表”，现转述:     邵逸夫每天早晨6点钟便起床，早餐吃得很少，通常是进些面类，或饮些茶，然后打太极拳，接着沐浴更衣，读一两部剧本后，就坐劳斯莱斯直驱邵氏影城。     在九龙清水湾道转一转，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影城，那时大概只有早上八点钟。接着巡视各摄影场到大约九点十五分左右，然后他整个早上的时间，便用来看影片，包括对手拍的电影，和昨天刚刚拍好的样片。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他就是读剧本，一直到中午。     担任制片经理的邹文怀说，他的老板邵逸夫，时常向编剧提意见，也常常向导演和演员们提示，如何把一场戏拍得更好和更生动。     邵逸夫通常回住宅吃午餐，午餐时间很短，然后一定午睡半个小时左右。醒来再回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黄昏。除星期日外，他的工作表都是周而复始，坐镇办公室。遇到星期例假时，他会看别人拍的影片。下午才到上海澡堂休息，借以调剂一周来的紧张，松懈一下精神。     这张作息时间表是邵逸夫59岁时的日常生活的梗概，是一位外国记者观察后的总结，基本上是客观的。邵逸夫的日常生活的确如此，但大多的日子里，他的工作比这更紧张。而他的工作内容，也是非常单调和枯燥的，因为他整天是和电影打交道，多是看剧本与电影，很少有其他的内容。     这样单调的工作内容，又是几十年如一日，这实在让一般人受不了，邵逸夫却乐此不疲。因为，邵逸夫不仅是把电影当作一种赚钱的工具，而是真正把它作为一种事业来追求。     可以说邵逸夫一天的工作主要是在看电影中度过的，有人说邵逸夫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从20世纪60年代起，邵逸夫每天至少要看两三部电影，最高纪录一天曾经看过9部电影。如果以每部电影放映的时间平均为100分钟计算，那么9部就是900分钟，就是15个小时。这种工作时间与强度，是一般人无法负荷的。     我们平常人看电影，是一种享受，一种消遣，或是一种休息，一种放松。而对邵逸夫来说，这是一种工作，一种决策的过程。而且邵逸夫看电影是什么片都看，国语片、粤语片、美国片、日本片、印度片、法国片、英国片、意大利片等等，全部都看。这其中还包括邵氏公司出品的好的差的电影，甚至一些要重拍的废品。     他要通过观看这些影片，去了解影业的行情，去研究观众的品位，明白人家的优势与劣势，发现一些新的构想与风格，进一步去引导观众。     电影看多了，邵逸夫摸索出了一套生产影片的“捷径”，那就是模仿或抄袭，有时候甚至原封不动地照搬别人的影片精华和创作思路。     邵逸夫对沿用抄袭别人的手法，从来没有当成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他曾经坦率地说:“我们哪有那么多的故事和小说改编成剧本？而且市场也比美国小得多，哪来的时间和金钱去创作？抄得像模像样，可能是一部卖座的片子，最怕抄得不三不四。”     果然是在商言商，敢说敢做。事实上当时的香港各电影公司拍的许多影片，大部分不都是外国片和旧中国三四十年代国产片的翻版吗？如“貂蝉”、“王昭君”、“梁山伯”、“马永贞”等，过去有十多个版本。你抄我抄大家都抄，只不过许多片商没有勇气承认罢了。邵氏的全盛时期，一年要拍40多部影片。如果不走“抄袭”之路，说实话，怎么也达不到这个数量。     当然这种“捷径”也有山穷水尽的时候，后来邵氏大拍武侠片、功夫片时，就因为无剧本源，派人到日本去大量收购盲侠和武士道的片集作参考，还想过以外国的“REDSUN”拍香港式的超级巨片。不过这时的编剧部有一个叫许国的人，向邵逸夫泼了一盆冷水。     许国说:“这部片里的演员有法国的阿兰·德龙、美国的查理士·布朗和日本的三船敏郎，我们哪里找这种演员？”     邵逸夫听许国这么一说，也只有知难而退，改编的计划不得不放弃，只好把原版印上中文字幕，译成《龙虎群英》上映。     不过邵逸夫看的电影最多，也最能抓住市场的走向，这个已经是多次证明的事实。     这时的邵氏从表面看，可以说风光无限，“电懋”老板陆运涛空难之后，左派电影机构又遭受政治上的重创，邵氏在香港不再有强大的竞争对手。清水湾影城的建成，邵氏如虎添翼，几乎独霸香港影坛，无人敢与其争锋。     1965年，邵氏出品电影15部，而1966年和1967年都高达31部，1968年还保持这种势头，到了1969年，竟高达37部。邵氏出品最多是从1973年开始，每年都有40——50部影片问世，一直持续到1984年，邵逸夫开始转向电视业。其中最多是1974年，这一年邵氏生产的影片竟达50部之多。     邵氏电影业进入了它的黄金阶段，那段时间每年香港上映的电影中最卖座的，有一半以上都是邵氏出品，果然是“邵氏出品，必属佳作”。     邵氏不但在票房上收益颇大，在影界的奖项也收获丰富，在1966年第十三届亚洲影展上，香港参展的三部影片《蓝与黑》、《红伶泪》和《大醉侠》都是“邵氏出品”。其中林黛的遗作《蓝与黑》获最佳影片奖。     执掌生杀大权的大老板     从1974年10月《鬼马双星》上映起，“嘉禾”走出了一年多的低谷，重现勃勃生机。挖来许冠文，是决定两强盛衰最关键的一役。至1981年，许冠文为“嘉禾”制作了《天才与白痴》、《半斤八两》、《卖身契》、《摩登保镖》等5部作品，全部夺得当年度票房冠军，其中《鬼马双星》、《半斤八两》和《摩登保镖》还先后三次创下香港开埠以来最卖座电影纪录，同时打入日本、加拿大等国电影市场，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邵逸夫怠慢许冠文，迫使他“叛主投敌”，令邵逸夫后悔莫及，影界同仁嘲笑邵逸夫“捉到鹿却不懂脱角”。     但是，我们往深处探究他频频失策的原由，与邵氏历来奉行的公司制片制度大有关联。     邵逸夫不仅要求演员及导演签数年的“卖身契”，期间不能到外面接戏，对员工的待遇作出种种限制，迟迟不肯设立激励机制。这种制度对尚未成名立万的演员和导演有吸引力，但却很难网罗或留住李小龙、许冠文、李翰祥、胡金铨这些需要平等独立的大腕。     相比之下，邹文怀则施行独立制片制度，他将与演员的雇佣关系改成合作关系，电影利润与主要编导、演职人员分账。     更有甚者，“嘉禾”还建立了卫星公司承包制，资助有票房保证的电影人公司拍片，李小龙的“协和”、许冠文的“许氏”，日后洪金宝的“宝禾”、成龙的“威禾”，还有最初罗维的“四维”，皆是“嘉禾”的卫星公司。他们在拥有决策权的同时，享有很大程度的创作自由，但剧本、财政预算及拍摄进度仍受母公司的监督。     这样一来，“嘉禾”顺理成章网罗了大批票房红星及优秀的电影创作人，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嘉禾”影业发展迅速，公司实力俨然已可与邵氏并肩。     反观邵氏人才济济，票房佳作无数:李翰祥的风月笑片；张彻、刘家良的南派功夫片；楚原、唐佳的古龙武侠片；桂治洪的偏诡邪杀片；加之姜大卫、狄龙、傅声、陈观泰等一众当红明星皆是卖座保证，较之“嘉禾”只有许冠文一枝独秀，自然更具超强实力的大公司风范。     但是，邵氏的财政状况始终不敌票房总收入少得多的“嘉禾”。这是何因？     我们仍可以从公司制度上寻找原因。邵氏是一家大包大揽的公司，所有的员工都给养起来(鼎盛时有1700人)，尽管是低薪制，拍片另给片酬，但由于人数众多，仍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嘉禾”几乎不养闲人，除了少数维持日常运作的员工，制作队伍都是临时的契约关系，拿片酬或分红，拍摄完毕，人员散去。     大公司制度，由公司总部或老板决定创作与制片的生杀大权，公司作为投资的惟一主体。像邵氏出品的影片，全由邵氏独家投资(除少数中外合资影片)，因此邵逸夫拒绝许冠文欲与公司合作的“无理”要求，完全是一种习惯性思维定势在作祟，而不仅仅是邵逸夫的傲慢。     而“嘉禾”的机制要灵活得多，可以“嘉禾”独家投资，更多的情况下是合资或合作。如与美国华纳公司合作李小龙主演的《龙争虎斗》一片，即由“华纳”独立投资，“嘉禾”提供片场和基本演员等参与制片。     邹文怀的这种“利益均沾”机制，使他无虞旗下的大牌明星“叛逃”。在用人和留人问题上，邹文怀明显高于邵逸夫一筹。邹文怀全力支持成龙成立自己的公司“威禾影业”。元字辈师兄弟中，以成龙、洪金宝、元彪成就最大，他们都有自己的公司，它们其实就是“嘉禾”的子公司。成龙飞得再高再远，从隶属关系和利益关系上，都离不开“嘉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