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林顿：付出 |
| 2008-03-14 作者： |
《付出》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亲笔力作，美国刚刚上市即荣膺畅销书排行榜榜首。
克林顿致力于慈善事业，并成立了克林顿慈善基金会。本书正是他在世界慈善活动中的亲身经历。书中的人们尽己所能，为更美好的明天付出金钱、时间、精力和技能。他们坚信:每个生命的价值都是平等的，付出比索取更令人感到满足。
付出——为有意义的事
我在离开白宫时就决心已定，要在有生之年为有意义的事业付出时间、金钱和技能，尽管当时我不完全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我只是想致力于拯救生命，解决重大问题，使更多的年轻人获得实现梦想的机会。我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因为美国人民给了我并非人人都能享有的美好人生，而且耗费了我大半生的政治生涯是一个“索取”的过程:你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获取支持、捐助和选票。如果你干得不错，那无非是一笔公平的买卖而已。不过，对于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人而言，若是不认为自己仍须付出更多来回报社会，是不会像我这样持之以恒的。而且，我觉得自己对于回报社会乐此不疲。和许多有幸度过圆满而有意义的一生的人一样，我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达到了这样一个境界:除了照看亲人并与家人及朋友和睦相处之外，我最关心的是尽我所能地帮助比我年轻的人摆脱早逝的厄运，有机会去实现抱负。尤其当我2004年心脏病突发大难不死之后，这种想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了。
这个想法敦促我投身到形式更加广泛的服务性活动中去(我将在本书中按时间先后顺序描述其中的一部分活动)，也使我更加赞赏一生中亲眼目睹的、有时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无数个付出行为。它也使我深信，几乎每个人——无论收入高低、时间多寡、年龄大小、技能各异——都能为他人做些有益的事情，并且在此过程中加强我们共同拥有的人性之根本。
我和大多数同时代的美国人一样，最初在我参加的教会里受到了付出精神的浸润，在那里学会了捐助。当时大部分和我同龄的孩子还拿出仅有的微不足道的钱捐给出生缺陷基金会防治小儿麻痹症的活动。1958年，在中央高中因反对种族隔离斗争被迫关闭、葛培理牧师于小石城举行的一次跨种族集会上发表演讲之后，我连续几个月把一小部分零用钱寄给葛培理牧师所在的教会。十多岁时，我在学校组织的活动里当过普通的义工，并且在感恩节和圣诞节期间去帮助过穷人。
我在上大学一年级时，曾腾出一些时间参加了乔治敦大学在华盛顿特区穷人居住区举办的一项社区活动，并且向为此举行的慈善活动捐过钱。
我回到故乡阿肯色州担任法学老师后，做过一些公益性法律工作，并开始向我感兴趣的活动捐赠少量的钱财。在担任州长的年月里，我尽可能拿出十分之一的收入捐献给教会、母校和当地的慈善活动，比如保护社区中受虐待妇女儿童的活动。从1974年开始，我因为政务繁忙，没有很多时间顾及其他事情。
我妻子希拉里的情况和我不同。我在耶鲁法学院刚结识她时，她正在参加当地的一项活动——向穷人提供法律援助。她在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和大学附属医院里多待了一年，研究儿童的特殊需求。毕业后，她放弃到收入更高的著名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机会，去保护儿童基金会上班，帮助穷苦儿童。她来阿肯色州和我一起教法律后，开办了法律援助讲习班和监狱服务项目。我们婚后搬到小石城居住，其间我先后担任了州首席检察官和州长，她则同别人一起创办了阿肯色儿童与家庭法律事务所，同时还担任了小石城儿童医院的董事，参与医院的集资活动(在这个只有280万人口的小州里，该医院后来跻身全美十大儿童医院之列)。她从以色列引进了一个向全州贫困家庭提供学前教育的一流项目，负责一个旨在帮助更多的小城镇和农村居民享受医疗福利待遇的工作组，并主持了一个提高阿肯色州学校教育水平的委员会。她还参加了美国律师协会的维护法律界妇女地位委员会。总之，她一边担任全职律师、积极参与教会事务、出席女儿切尔西的所有校内外活动，一边还能挤出时间从事上述一切志愿工作。在如何做一名没有公职的公仆方面，妻子是我的第一个榜样。
希拉里之所以做了这么多事情是因为她想让现实有所改变。她做这些事情的理由是，她乐意看到小城镇里有更多的婴儿享有医疗保险，更多的孩子在学前班毕业典礼上向她绽露笑脸，农村学校有更多的学生成为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律师事务里有更多的妇女能够打破晋级的玻璃天花板。
如今我俩对换了位置，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做起了公益事业，并且也感受到人生最大的收获是仁爱的力量。
我写本书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尽自己所能地帮助他人，因为人人都可以有所付出。而且，在我们周围，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事情要做，行动不分早晚先后。在这本书里，你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付出者:年长、年幼和中年的，富人、穷人和不富不穷的，受过高等教育、几乎是文盲和介乎两者之间的。读者还会了解到富有创意的慈善组织、付出时间和金钱的新奇方法，以及个人慷慨解囊、付出爱心的传统行为。我相信，大家将在书中发现值得自己学习的人物、希望加入的团体、愿意购买其产品的公司和想自己开办的项目。我希望，他们各自具有的特色和代表性足以令大家相信，人人都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付出者。
在读到各式各样的付出者——从比尔·盖茨到发起清理当地海滩运动的6岁小姑娘麦肯齐·斯坦纳——之时，我希望大家都能想一想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大家能通过本书了解到如何参与书中提到的慈善活动或加入慈善工作者的行列，也能从中找到有关自己动手或者与朋友、邻居合作的建议。如果对书中没有提到的问题有特殊兴趣，你也可以找到能与有关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的网址。
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人人可以成为伟人，因为人人都能为他人服务。”我在本书中介绍了一些了不起的人物，目的就是鼓励人们加入他们的行列。
平民行善多多益善
在美国各地和全世界，人们的才智和能力是均等的，而机遇、投资和有效的组织机构则千差万别。
人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无法回避彼此面临的问题。我们都有可能受到恐怖行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疾病传播以及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伤害。预计在2007年死去的人当中，有四分之一是由于患上了艾滋病、结核病、疟疾或者饮用不洁净水导致的疾病，这一事实给我们所有孩子的前途蒙上了阴影。在贫穷的国家，只要有1亿以上的孩子无法上学，就会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并且对全球产生负面影响。无论在富庶的国家还是在贫穷的国家，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因为它没有给各国带来同样的经济增长。世界上大约有一半人仍然过着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的日子。在美国，我们的经济连续5年增长，工人的生产率不断提高，企业利润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水平。但是，平均工资并没有提高，工人家庭中的贫困率在上升，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的人数比率也增大了。企业生产与服务的外包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感。过去10年里取得的经济收益多半流到了收入水平最高的10％的人手里。美国尽管富有，却仍然有人在挨饿、无家可归、失业、生病、有身心缺陷、生活无望、与世隔绝、备受冷遇，仍然有满怀梦想的孩子因为无人相助而丧生。
当今世界虽然有很多令人高兴的方面，但有些地方仍然处于一种不平等、不稳定、难以为继的状态。因此，21世纪初的伟大使命是，把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变成共享机遇、共担责任、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它应具有每个成功社会都具有的基本要素，即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我们各自的利益。
当今世界的富国和穷国都在受到各自问题的困扰，如果缺少更加开明的政府方针、更加称职和诚实的公共管理部门、更多来自于税收的投资，许多问题是无法得到妥当解决的。大量的证据表明，总体上说，政府效率越高，人民的收入就越多，生活条件越好，社会公正越普遍，环境也越清洁。可是在许多地方，无论政府有多好，公民自己在企业里或通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所做的事情仍会产生各不相同的结果，这里的非政府组织是指任何一个由普通公民组成的共同推进公共利益的团体。
我在2001年离开白宫时，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克林顿基金会有所作为，继续帮助国家和世界不受贫困、疾病、冲突和气候变化的困扰。我想用自己的时间、经验和社会关系帮助人们拯救更多的生命，解决困难，使更多的人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民间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
民间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大部分人民有史以来头一回有了自己选举的政府，这些政府为民主社会和平民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另外，由于全球大众媒体文化的出现，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关注公众舆论，甚至连非民主国家的政府也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阻止人民为某个主张或行动组织起来。我在1993年出任美国总统时，俄罗斯几乎没有非政府组织。如今，尽管普京总统严格限制结社，在俄罗斯仍然出现了四十多万个此类组织。中国在政府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有将近28万个，未注册的可能还要多一倍。从圣雄甘地领导的公民运动中诞生的民主印度有50万个以上的非政府组织在开展活动。美国拥有一百多万个慈善机构，比2000年增加了一倍；它们的雇员数量为1020万，占总劳动力的7％。
第二，信息技术革命和商业全球化创造出巨大的新财富。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而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当中许多人愿意拿出其财富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解决当前问题，使本国或另一半球的人有机会摆脱贫困、疾病、失学或种群仇恨的羁绊，也同样过上有贡献、有成就的安稳日子。
第三，慈善活动比以往更加民主化——主要是通过互联网，使收入不高但有共同心愿的公民能够一起积聚起巨额资金。在海啸袭击东南亚之后，美国人迅速提供了十几亿美元的援助。大约有30％的美国家庭捐了款，其中一半以上是通过互联网捐赠的。这场灾难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引起了同样的反响，有些国家的人均捐款额甚至超过了美国，其中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许多海啸袭来时有公民正在那里度假并因此丧生的北欧国家。
当卡特丽娜飓风肆虐墨西哥海湾时，乔治·W·布什总统请求他父亲和我帮忙募集私人资金以补充政府救援的不足。此后不久，我与希拉里一起参加了每年必去的纽约州博览会。当我和侄女参观到一半时，有位女士从一个游戏摊位里走出来，交给我50美元。她说:“请交给布什－克林顿卡特丽娜基金会。很遗憾给您的是现金，但是您可以看到，我正在工作，抽不出时间上网寄钱。”这位女士更愿意用网上捐款的方式，这是一个在几年前无法想象的进步。我在1993年担任总统时，互联网上只有50个网站。到我离开时，已经有了900万个，如今则达到了数亿个。
积少成多的最独特的募捐方式也许要数荷兰的邮政彩票了。这种彩票创办于1989年，它有两个独特之处:每月抽奖一次(7月是两次)，能抽出几千名获奖者；除了大奖外，还有街道和社区获奖者，即在同一个获奖区内买彩票的人都能分享奖金。更重要的是，彩票50％的毛收益直接拨给慈善机构。尽管个人的奖金所得低于传统彩票，但获奖人数却增加了许多，而且每个荷兰公民都知道，每张彩票的收益有一半将直接用于慈善事业。自1989年以来，这项彩票总共拿出了超过23亿欧元(合31亿美元)——仅在2006年就拿出了2.17亿欧元以上——捐给几十个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无国界医生组织、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和绿色和平组织。它还赞助了我的基金会和我们为气候变化所开展的活动。
民间团体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可供捐赠的新增财富数量巨大以及小额捐赠者的作用不断增强这三大趋势，得到了不同规模和宗旨的非政府组织的有力推动，这些非政府组织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对国内外问题的解决发挥积极作用，而且经常通过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发挥其作用。
我深信，我在2005年9月、2006年9月举办的第一届和第二届克林顿全球行动会议有助于协助解决上述问题。我希望这个会议至少再开上10年，以便形成一个全球性民间活动家网络，使之超越世界上存在的分歧，建立一个真正能够共享机遇、共担责任、休戚与共的人类共同体。
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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