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蒙的反思和再反思 |
| 2006-06-06 作者：王婷婷 |
■本报撰稿王婷婷报道
对启蒙的反思是近年来学界的关注点之一，该问题不仅涉及到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也关系到对启蒙以来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反思。它涉及的领域几乎包括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切方面，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等。对中国而言，它的意义更为重要。从“五四”以来，五四启蒙运动中形成世界观已经成为对中国当代思想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一套基本心态，这种心态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当代社会的走向所产生的持续的影响力是绝不可低估的。哈佛燕京学社协同《开放时代》和《世界哲学》杂志社在北大举办的“启蒙的反思”学术座谈，是学界对此问题从各方面展开的一次深入讨论。会议记录发表在《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上。
杜维明首先提出一种“超越启蒙心态”。他认为，启蒙心态自18世纪以来已成为人类文明史至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心态，但其存在的许多盲点如“人类中心主义”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他认为经过创新和现代化的儒家人文精神可以和启蒙所带来的西方人文主义进行深层对话，同时也在对话的中间能够发展我们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反思的能力，和扩大我们的象征资源。
李强则认为，思考启蒙运动要和思考中国问题分开，不应该站在西方文化的背景和角度上去反思。而关于中国自身的问题，他认为就是对近代中国的同情和理解。中国近代一方面接受了启蒙运动的一些工具理性的层面，另一方面，在核心的价值观里面，在人们的行为方式里仍有传统的东西。
高全喜则强调，对启蒙的反思要有一个度。启蒙的结果在导致了人类的思想、生活和观念方面的变化的同时还建构了一套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特别是自由宪政的民主制度。我们一面要把启蒙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真正实现它的制度上的成果，另外也要反思启蒙在西方社会及中国所导致的弊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现代中国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批判启蒙而是继续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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