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周报->期刊 大学通识教育：路在何方 2006-04-29 作者：刘亚军     ■本报撰稿刘亚军报道     面对大学日甚一日的衙门化、官僚化、科层化，大学精神与大学理念的沉沦，《读书》刊发了一组关于大学通识教育问题的文章，指出: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和内部压力，存在的问题日趋严重。面对这一严峻处境，2006年第4期《读书》，探讨了“通识教育”这一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关键问题，几位学者着重从操作层面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索。     作为近年来特别关注大学教育改革的学者，甘阳在《大学通教育的两个环节》一文中指出，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可以借鉴国外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走一条更有实质效果的道路——以建立通识教育的“共同核心课”以及建立“助教制度”这两个环节为中心。这一道路代价比较小，但收效比较大，而且比较易于操作:首先，建立通识教育的“共同核心课”，暂时并不需要变动大学现有的课程体制，而只要求最有效地利用教育部已经规定的“素质教育课”部分，但必须改变近年国内大学流行的通选课方式。此外，国外大学通行的以研究生来担任本科生课程特别是通识教育课助教的“助教制度”，不仅可以加强本科通识教育，同时本身就是培养博士生和硕士生的重要方式。     蔡达峰则在分析中国大学教育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目的、任务和归宿。在《我们的通识教育:关心人与社会的发展》一文中，他认为，通识教育的任务，就是让学生通过学术的熏陶，养成科学和文明精神，从而具备理性的力量。耶鲁的通选课计划的目标“不是为了职业，而是生活”。为此，它开设人文教育、古代或外国文化艺术和社会科学等相关课程。培养目标决定课程。在借鉴国外大学通识教育经验的前提下，“如何建立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是推进通识教育的核心问题。     舒炜的《文化自觉:大学本科教育理念与经典阅读课程》和郭齐勇的《浅谈大学人文教育、国学教育的课程设置》，则从实践的角度总结了中国目前方兴未艾的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对策。舒炜文是对去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论坛的总结，指出:大学本科阶段应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知识，包括全面的素质教育和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大学的目的是培养既“有能力”又“有教养”的人，既“道学问”又“尊德行”的人。大学人文教育应建设“经典阅读”主干课程，要改变概论、原理加通史、专史的模式的课程设置，代之以研读古今中西原著经典的新课程体系。     郭齐勇文则对“今天全社会功利化与实用化的导向，使传统的大学在现有评价体系下沦为职业学校，而大量不具备大学资格的学校由纷纷升格为大学，于是大学越来越不像大学”的现象展开了猛烈的批评。指出，大学就是大学，不是专门的职业技术学校。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较广博的文化修养(博而雅)，一定的知识基础与方法学训练，走上社会，后劲与潜力较大，可适应面宽。他强调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国语的状况。盲目全英文教学，会使我们丧失民族文化与教育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