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周报->期刊 把“百家争鸣”落到实处 2006-03-03 作者：徐思彦     ■《历史研究》主编徐思彦     《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那是新中国建设事业刚刚起步的年代。为创办这份刊物，毛泽东首次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科学院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出版历史刊物的会议上，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伯达，在传达这一方针时还做了这样的解释：“创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以前有军阀、财阀、学阀，你们办刊物不要当‘杂志阀’。什么叫‘杂志阀’？就是指发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文章，不发表观点不同的文章，那不好，要‘百家争鸣’。”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总结讲话时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至此，“百家争鸣”已由对历史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方针及《历史研究》的办刊方针发展成为整个学术界的指导方针。     如今，《历史研究》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路程，近三百期沉甸甸的刊物，记录了我们坚持“百家争鸣”办刊方针的成功的喜悦和背离这一方针的失误的痛楚，也有那欲坚持而不能的种种无奈。     1955年，复旦大学青年教师金冲及在《历史研究》发表了《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一文，与胡绳、戴逸等商榷。这一场“笔墨官司”，使原本互不相识的金、戴二位成了坦诚相待的朋友。1988年，青年学者吴廷嘉投稿《历史研究》，这篇题为《“合力”辨》的论文是与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先生商榷的。为了表示对前辈学者的尊重，编辑部特将吴文送与大年先生征求意见，大年先生积极支持发表吴文，并在给编辑部的回信中说道：“不怕批倒批臭”。这样的“故事”在《历史研究》的历史上俯拾皆是。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坚持“百家争鸣”方针，坚持学术的独立和自由，才有学术的真正繁荣和正常发展；一切真正的学者无不自觉遵循着这一方针，无不企盼着这一方针能够得到彻底的执行。     求真求实是历史学的学科特质。只有真实，才有其价值；只有真实，才有其生命力。任何一点片面与虚假，都有可能使历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遭到质疑。而再现历史的真实，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学派、不同方法、不同观点的碰撞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而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所谓创新，用心理学家的话说，是“原本被认为不相关的元素的自由组合”，也就是常言所说的打破常规，打破常规首先往往表现为异端。一个正常的学术氛围应该允许“异端”的存在，真理最初常常被视为“异端”。学术的百家争鸣，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旋律。     我们深知，学术争鸣是学术刊物的灵魂。然而当下还存在着各种干扰学术争鸣与学术批评的杂音，庸俗的浮夸、酷评风甚烈，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乃至以势压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更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科学，我们愿有一份坚守：拒绝任何形式的“话语霸权”，为学术的自由探索争鸣、平等切磋交流搭建平台。用我们的努力，把“百家争鸣”方针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