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的人性正在技术和利益中陷落 ——读《医学是科学吗？》和《人的医学》 |
| 2009-03-06 作者：吴燕 |
■吴燕
几年前，当我从同事那里知道一方先生早年学医的时候，这位曾经的“王大夫”已然是一位医学人文学者与传播者。在当时，他的医学背景的揭晓令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猜与我那时想法相同的人挺多，所以王一方为他的新书撰写自序的时候，首先就把这一点拎了出来:“其实大部分有医学知识背景的人都漠视医学人文学科，认为是一只‘不下蛋的鸡’，说起来，我还真是个例外。”这背后似乎有一点小小的自鸣得意。
当大幕拉开，却无人喝采，这是否多少会令“不务正业”的“王大夫”落寞？但在他自己看来，医学人文研究的遭遇并“不只是某位研究者个人遭际上的惆怅，更是一个学科的无奈”。
但是，医学人文真的只是一只“不下蛋的鸡”吗？
考察20世纪医学史，可以看到两个关键词，一曰“技术”，二曰“利益”。二者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这一个百年的“医学”。
先看“技术”——这应该就是传说中那只“会下蛋的鸡”。回首20世纪医学史，从诊断到治疗，新发现、新发明与新技术的引入改变了医学的面貌，这个百年挽救的生命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多。书中提到一个细节:197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是两位工程师，他们毫无医学和生物学背景，却因发明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而获此殊荣；而与此相反，“彰显巨大人道主义影响和人格光辉”的史怀哲医生却只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此事乍看关乎奖项分配，但其深层影响则在于“助长了医学中的技术主义倾向”。有技术撑腰的医学因此平添了些优越感，而原本人与人之间的求医问诊故事也因此更换了主角——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看病，和医生说不上两句话，一大叠检查申请单已递到眼前，接下来就是面对不同的仪器，然后用那一大叠检查单换回数据报告。仪器成为医者与患者之间冰冷的中介，而医患之间知识信息的不对等则令患者的声音成为非主流的、微弱的甚至缺失的。
再看“利益”。当药物与检测仪器渐渐成为健康与医疗的代名词，过度治疗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而这与医药产业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相关。美国医学记者Shannon Brownlee著有新作《过度治疗:太多药物为何令我们更加病态与贫穷》，在作者看来，药物与仪器尽管越来越先进，但人们并未因此而获得更完善的保健与护理，恰恰相反，政客－医药工业的利益盖过了患者的利益，由于这种利益组合的存在，一方面有钱人被诱惑着将银子投向不必要的治疗程序，而另一方面，那些穷人则被随随便便打发了事……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我们身边诸如此类的事也在每时每刻发生着。在一次次被“宰”被骗后，在越来越多的人眼中，医生已经不再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医院不再是扶危济困的圣洁之所——前些年王一方早就说过:医学已经严重透支了患者的信任。
在《离床医学的诞生》一文中，一方这样写道:“我们正在缝制一件皇帝的新衣，人们却毫无警觉，大凡明眼人都能发现，现代临床诊疗的发展过程，是在职业化、技术化催生下刻意去主观化、去情感化，不断追求客观化、符号化、数字化的过程，本质上是离床化的历程，也是患者身心体验被抛弃、被遗忘的历程，是人类痛苦的失踪史。问题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对此毫无反省和批判，并且将这份技术主义(还夹杂着消费主义的牵引)的迷失视为进步的必然趋势。”当技术至上和利益的追求与实现裹挟着医学穿过欢呼的人群，陷落的不仅是医学本应包含的人性的温度，还有医学本身。
而医学人文正如同欢呼人群中始终保持着冷静与警觉的那双眼睛，又或者是技术时代的另一种声音，当大多数人为这个时代的医学欢呼时，它的声音也许有一些些不合时宜，但却意义深远。
以人文的名义反省现代医学，在这两本书中，首先是通过对一连串问题刨根究底般的追问实现的。“医学是科学吗？”“医学为什么不是科学？”“医学究竟是什么？”这样的追问，是要重新找回现代医学逐渐失落的人文表情，而人文表情所映射出的正是医学最核心的气质: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的感知，对痛苦的倾听与理解，对病人权利的尊重，它们超越了知识与技术。为现代医学寻回正在失落的人文表情，不仅是患者的福祉，更是医学自身成长之必需；而当这种反省来自医学界内部则显得尤其珍贵。照我的理解，王一方所谓之“学科的无奈”，其意味应正在于此。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一段镌刻在撒拉纳克湖畔墓碑上的铭言，在书中，这段话不只一次被引用。反复品读，就读出了仁厚与谦卑。这应该也是医学的智慧吧。
阖上书时心里忽然生出一个念头:也许医学人文的确是一只“不下蛋的鸡”，因为它根本是一只雄鸡，在狂欢夜过后的黎明唱将起来，提醒众人去思考、反省一些被漠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关乎医学的成长与未来。(《医学是科学吗？——医学人文对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6元《人的医学》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定价:13元均王一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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