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教育 大学与大国 2009-07-01 作者：袁贵仁     ■袁贵仁     《世界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  李清川  于丹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定价:35元     “985工程”实施十年来，中国大学创建世界“一流”的话题方兴未艾，甚至跨越了教育界、学术界，在全社会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持久热议。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创建“一流大学”不仅涉及民生更关乎国计，是国家意志和战略抉择。中国“一流大学”的建设，与中国的崛起息息相关。     一叶可以知秋。     美国的崛起固然受益于工业化历史的发端以及二战和冷战的特殊历史境遇，但究其根本，还是得益于建立和发展了出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十九世纪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一批老牌大学成功转型为现代研究型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一批高水平大学在政府和资本的支持下先后创建。相当规模的“一流大学”得以确立并有效发展，构成了美国“觉醒”的基础和源头。这正如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查尔斯·维斯特所言:教育实力是经济和社会繁荣的先决条件。     不只美国，历经复兴的发达国家都有相似的历程。     德国重视高等教育的观念和制度保证始于普鲁士时期。自“洪堡改革”，以研究著称的德国大学在众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长期身负世界科学的中心，其学术组织和传统的延续，使德国在经历了二战后期的国家分裂、人才尽失后，仍具备再次崛起的力量。身处欧洲的传统“强国”英国不仅拥有悠远的大学历史，还创建并发展了颇具规模的“城市大学群”，仅在1880年到1910年的三十年间，就先后建成了曼彻斯特大学、伯明翰大学、利物浦大学、利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这些大学与城市的工业化发展互为依托，相得益彰。在这一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推进了连贯的学校系统建设，还以立法的形式将“教学与科研”确立为大学职能，保障了从事科研的人员来源和设施建设，直接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全面活跃。1878年创立的东京大学、1881年创立的明治大学、1882创立的早稻田大学、1898年创立的京都大学，都是日本迈入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在近代中国的强国梦中，教育革新、大学的兴起无疑是重要篇章。早期设立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湖北武备学堂、唐山路矿学堂、四川中西学堂、湖南时务学堂等新式学堂，以及1895年创立的北洋大学堂、1896年创立的南洋公学、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都是教育强国的最初尝试，成为孕育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新的组织形式和制度结构的创造基地。在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中国大学始终与国家的发展共命运，在民族解放、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今日中国，努力推进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更好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社会共识。尽管学术界、教育界关于“一流大学”的标准还时有争鸣，但无论量化的评价体系，还是内涵提炼的描述，似乎都离不开这样的要素:一流的师资、合理的结构、优良的制度、有效的运作、薪火相传的精神。大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浪潮正推动着以经济、科技、文化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国要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科技、文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力资源强国是其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大学任重而道远，使命空前繁复。在此背景下，能否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和年轻人才，能否持续稳定地产生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能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群众需求提供多样化和高质量的服务，就成了中国大学创建世界“一流”过程中所着力追求的核心目标任务。     在中国大学创建世界“一流”的这场整体性演进中，李清川先生、于丹女士沉心潜行所呈献的《世界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更显难能可贵。其中或深沉凝重或灵动闪光的对话，为相关的讨论临摹出宏大的背景，也开辟了独特视角。作为教育使命、办学思想、社会责任的承载，大学校长在推进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中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七十多年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中国大学诞生于教育救国的梦想中，必将繁荣发展于教育强国的追求中。愿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涌现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涌现更多的世界一流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作者为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