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的瞎说、戏说、正说、品说 |
| 2008-03-14 作者：商友敬 |
■商友敬
看到一位历史系大学生《史学专著》课的讲义，老师给他们讲史家的才、学、识和史德，尤其强调要真，即掌握真实可靠的史料，从中得到历史上的真情实况，而本人也应该有一颗真诚的心。这位老师是可敬的，尤其处在今日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
反思半个多世纪以来，就我个人的亲眼目睹，解说历史的办法，似乎经历了瞎说、戏说和正说的三个阶段。
三四十年前的“影射史学”，不论是姚文元、陈伯达、戚本禹的长篇大论，还是被集中火力批判的吴晗《海瑞罢官》，大家都在“古为今用”的大旗下，想的无非是迎合上意，只是有的没有揣摩透，有的到后来又揣摩不准，还是打下去了……反正都是“瞎说”史学。
后来就有了“戏说”，只要有“戏”，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有人说这是对“瞎说”的一种“解构”，但我看，编戏、导戏、唱戏的人，心里想的还是钱。钱从哪里来？广告商；广告商靠谁？靠“戏”能夺得观众多少“眼球”。反正，“历史是听话的小姑娘”，观众认为好看了，老板那边的钱袋就“看好”了。
但是，“戏说”得太恶俗了也会引起大家的反感，就有人用“正说”来反拨。“正说”有根有据，当然是对他的“正说”有利的“根据”，这就有了“高大全”的“康熙”、“雍正”、“乾隆”、乃至“汉武”、“秦始皇”等，半真半假，如庙里菩萨的塑像，个个正大庄严道貌岸然。用古代的胭脂花粉，抹在古人的脸上，态度似乎是很严肃的。
估计，这样的“戏说”、“正说”，还会继续在荧屏、银幕和出版物中流行下去——能这么“多元”地“说”，也算是一种繁荣。
然而，还是有许多认真而且求真的人，他们希望看到真实的历史，至少是趋于真实的历史，也就是多少能看到些历史的真相，同时也希望看到历史学家的一颗真诚的心。
第一个给我震撼的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历史居然能这么写，把普普通通的某一年重要的历史人物:皇帝、宰相、名臣、良将乃至被官方视为“洪水猛兽”的学者，一一放在历史的望远镜和放大镜下加以品评——一下子为我们读者打开一个品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空间，而且在时间上也不知不觉缩短，很快就进入历史的语境之中了。这不能不说是一次思想精神上的解放。
这一类书越来越多了，有的写得明白晓畅，也有的写得云降雾罩；有的游刃有余，也有的捉襟见肘。
不管怎么说，读者在历史面前，在历史著作的面前，在历史学家的面前站起来了。这“品说”的“品”字太象形了，有三个口，上面那张“口”是历史人物在说，下面两个“口”是作者和读者在对话交谈，以这个态度来写作来阅读，我以为是正确的，而且是惟一正确的。
这几天读邱建先生的新著《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1891－1927)》(广西师大出版社)，很喜欢，喜欢的不仅是他材料的丰富真实，也不仅是他下了这么大的梳理编排的工夫，主要是他的这种“品说”的口吻与态度。从这个题目看:“瞧，这人”，他请谁来瞧这人？当然是面向读者，这就把三个人:胡适、作者、读者的位置排正了，三个人就形成了一个对话的空间，就有了认识、理解、品味、评说的余地，让我们读者坐得下来，看得下去，甚至能把自己的观感发挥出来，写在书边上。我们不再是单纯的“受教育者/受蒙骗者”、“受戏弄者/膜拜者”，而是一个“对话者”、“参与者”，一个真正的读者。
当我们读者的态度调整好了之后，我们对作者和书籍就有了选择的余地，也有了品评的余地。还是回到教育上来说——大学的、中学的乃至小学的老师，不止是历史老师，我们教给学生的，是不是也就是这种“品评”一切的态度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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