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翁文灏的后半生 |
| 2008-08-29 作者： |
翁文灏(1889－1971)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专著的学者、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的组织领导者。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他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1948年12月，翁文灏被列入陕北新华社发表的战犯名单中。在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后，他选择了新中国。1951年，他成为第一位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43位战犯的后半生》(李永铭范小方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介绍了他的一生事迹。
残局乱象
1945年冬到1946年初，翁文灏五次上书蒋介石申明自己“原为对日抗战而参加政府工作，自当为抗战胜利而告退”，坚决请求辞去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职务(战时生产局于1945年12月27日正式宣布撤销)，欲往欧美游历，考察科学技术状况，“退而研学”。蒋介石虽然同意他辞去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但仍留他任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只得勉强同意。翁文灏原本只想搞一些类似开发石油这样的具体工作，但不久蒋介石命令他回任资委会委员长。1948年5月，翁又被任为“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长，被绑上了内战的战车。7月中旬，他担任行政院长两个月之后，蒋介石把陶希圣执笔的反共讲演词交给翁文灏，要他去讲播。翁文灏推辞说:“陶希圣写的稿子是按着蒋先生的口气，还是蒋先生自己讲为好。”蒋介石当时点点头，软中有硬地说:“我自然会讲，但你是行政院长，也应该讲。”翁文灏迫于压力和感情的双重矛盾，不得不于7月24日在南京电台上向国内外发表了要坚持“戡乱”、反共到底的讲话。
为了挽救已近崩溃的经济，7月，以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人士”名义参加“行宪国大”入阁任财政部长的王云五提出改革方案，要求发行新币。
南京政府严刑峻法的恐吓，信誓旦旦的宣传，使老百姓将手中通过各种方式积存的黄金、白银、银元、银角、外币统统拿到银行，兑换成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金圆券。但是，金融改革的内幕被高层透露后，立即在全国各地发生抢购风潮，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
鉴于经济改革已经失败，11月3日翁文灏内阁提出总辞职。11月26日，蒋介石同意翁辞职，翁在任六个月零两天。
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宣布的战犯名单中，翁文灏列名其中。此时，奉蒋介石要求政府官员眷属首先撤退的指令，翁文灏已将父亲、妻子及大儿媳和孙女们送往台湾。他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沮丧、懊悔，茫然四顾，坐卧不安。他曾指着报纸上的战犯名单无可奈何地说:“你们可以留，我只有去台湾。”
境外徘徊
1949年9月27日，孙越崎在香港轮船码头遇见了翁文灏下船，一问才知道翁文灏要去广州，向李宗仁辞去秘书长的职务，脱离国民党政府。翁先生年过花甲，只身一人到处奔走，不知将来归宿何在，孙越崎不免心中动情。孙越崎建议他先在香港住一段时候，托人与共产党慢慢联系，得到许可就可以回家团圆。这时，翁文灏抬起了头，说:“我还是要想办法回去的。”说着，双眼竟有些湿润了。孙越崎不想再加重老朋友心中的沉重，就换了口气，充满信心地说:“只要你有回国的决心，也不见得没有希望，现在重要的是要做两件事:一是你必须与蒋介石一刀两断，他一直都在利用你，发‘戡乱令’，发‘金元券’，这些事都害了你，你应该恨他。第二件事，就是赶快把老父老妻接到香港。”
上海解放的第三天，陈毅和曾山亲临上海资源委员会大楼，向参加保矿护产、迎接解放的资委会人员讲话。谈到翁文灏时，陈毅表示:“翁文灏是书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驻中国石油公司的军代表徐今强积极鼓励翁心源争取使翁文灏早日回国。
翁心源于10月25日抵达香港，将中央的指示要求和上海解放后各方面的情况详细面告父亲。翁文灏很快拟就自白书一篇，文长两千余言，首述个人历次从政经历，最后表示:“余本身志愿，本非从政之才，更无从政之愿。以前求学范围，地质之外，兼重地理。历年经行所及涉猎尚多。甚愿得有余时，阅读记录，为此新时代之一良民，倘能如愿，实所企盼。”
当时孙越崎应中国共产党之邀正要北上，于是翁文灏托孙携带一份进京转呈中央，另一份由翁心源亲带上海。翁文灏还给邵力子写信，希望通过邵力子与中央沟通信息，争取尽早回国。
翁文灏此时此刻既不是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也非为一家老小的安危惶恐，他唯一忧虑的是自己的一世声名。
就在9月19日，原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著名军事家杨杰在香港寓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使在港观望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个个如惊弓之鸟。而后，洪兰友又亲自登门探望，更让翁文灏心神难定。翁心源到港不久，不知台湾方面是否闻到了什么，陈诚又亲自打电报给翁文灏，邀他赴台北“经理政务”。台湾方面的注意使得翁文灏感到自危。
翁心源给吴兆洪的信发出之后，11月4日孙越崎也带着翁文灏的自白书离港北上，而北京、上海都迟迟没有答复。原来翁的自白书内居然还有“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宋”等字样，连居中沟通的人士都不敢拿出手了。
翁文灏下不了决心，继续留香港等待指示，又怕做杨杰第二。翁氏父子反复商议的结果:翁文灏先行离港赴法国巴黎暂避，翁心源携带自白书陪同祖父和母亲回大陆。
翁文灏给台湾留下一纸辞职书，辞去他在国民党政权中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国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于11月下旬悄然离港赴法，翁心源则陪同祖父和母亲乘船返沪。
周恩来考虑到让一个孤悬海外，对共产党、新中国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人做出深刻思想反省的实际困难，于1950年4月下旬面告邵力子:中央允准翁文灏先行由瑞士转苏联回国，回国后再商定发表声明。关于自白书一事，最后同意可径到北京，“倾诚相谈，再定稿发表”。
接到邵力子信的时候，翁文灏依然在最后一道防线前徘徊。他对“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似乎有一种难以启齿的羞涩，回信要求声明中只做自责，不骂他人。
翁文灏到巴黎后，一方面等待中共对他“自白书”的反应，一方面潜心读书，欲探究世界潮流所向，各国盛衰之理，为此还翻译了一本《近世西洋通史》，“试从海外深思考，静察潮流涌险夷”。
1950年初翁文灏曾到英国一游，参观访问了一些学校、工厂和地质研究机构，特别是应李约瑟教授之邀赴剑桥大学访问，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老友相见，翁文灏感到十分的高兴。他见李约瑟“室中满架中国旧籍……案中置《计然新书》《文物要论》”，整日寝馈于此，埋首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不免触景生情，想自己学业荒疏，背井离乡，不由得黯然伤神。
为了争取早日使翁文灏回国，周恩来特意指定一位秘书，专门负责与翁心源联系。他们经常给翁文灏写信，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情况。
固执的翁文灏不改当初“宁当战犯，不做白华”的意愿，他写道:‘归乡尚少把握，叛国决非素心，审顾国局，不应逃亡，宁冒艰辛，归向祖国。”1950年12月，翁文灏从法国来到了伦敦，准备乘飞机先到香港。不料，英国当局竟以停发护照，加以阻拦。他只好退回法国。
回归祖国
经过种种努力，1951年2月28日上午9时，翁文灏终于乘飞机离开法国，当天下午抵达香港。经有关方面的协助，翁文灏次日乘船经澳门进入广州，3月7日抵达北京。
当天下午，翁文灏被安排住进王府井饭店。翁文灏的第一项工作是清理自己的思想，对以往进行一番总结。统战部的干部专门与他进行了谈话，希望他做自觉者——自己觉悟，又送来了毛泽东的著作:《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希望这些书能对他的觉悟起些促进作用。
3月15日，翁文灏起草了一篇约12000多字的文章《反省以往错误回到人民中间》，让翁心源拿去向孙越崎、邵力子征求意见。3月20日，在邵力子的陪同下，翁文灏前往北京饭店接受统战部副部长徐冰的召见。徐冰首先对列名战犯一事做了说明，表示翁文灏也许罪状较轻，但究竟有罪，必须有所认识，周总理允许回来，意在让你立功赎罪，并且希望翁文灏把美蒋勾结的情形具体报告。随后的几天中，翁文灏全力倾注于对反省文章的修改，邵力子等人也积极提供修改意见。
翁文灏似乎又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或许他认为自己内心是真诚地归附，别人应该理解他的真诚。但是了解是需要时间的，况且了解也不等同于理解。
5月17日晚，王昆仑突然来访。王昆仑曾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此时是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看过翁文灏的反省文章，王昆仑认为“尚有不足，必须切实向人民低头，直言罪过，十分坦白，人民自能了解，行动便能自由，不必多讲理论”等等。王昆仑的一番评说又让翁文灏心中不免疑惑，但黄炎培与孙越崎颇不以为然。黄炎培认为周恩来以前曾与他谈过应争取翁文灏回国的事，这说明共产党中央对翁文灏是争取的，只要稍为等候，一切不成问题。几天以后，孙越崎又来相告，统战部有关同志特意约他谈了翁文灏反省文章之事，认为“须用人民观点，放下知识分子自尊思想，批评以往政治错误，丢掉包袱，方得新的觉悟”，并请翁文灏按此意对反省文章再予修改。
既然统战部已有正式的意见，翁文灏自然不容懈怠，立即着手修改。吴景超看过修改稿以后，认为应该全部推倒重来，重点‘应详述蒋政权之重大缺点”。经吴景超如此这般评断，翁文灏大有前功尽弃的感觉。经过几天的思考，翁文灏再次提起沉重的笔，在纸上写下:《我所见蒋政权投美卖国的情况》。
7月21日晚，翁文灏将认罪书正本正式送交统战部，等待官方的正式结论。21日，邵力子一早便到招待所来告诉翁文灏，昨天政务院会议时，他与周恩来谈及翁文灏的事。周表示:翁可以回家居住，我来和招待处长谈。随后周恩来又看了翁文灏的认罪书，“认为可行”。在周恩来的过问下，8月4日，翁文灏经过五个月的反省认罪过程之后，从招待所移居锡拉胡同18号家中。1953年底到1954初，北京选人民代表时，翁文灏又被取消了资格，收回了他的选民证。翁文灏还天真地去找一些机关说理，但当时北京选举委员会的主任刘仁给他的解释是:“翁文灏1948年曾被列为战犯之一，后来从欧洲回国，与傅作义、程潜等人起义有所不同，如何处理不在选举委员会职权范围，但该会在目前情况下，不能给予翁文灏选举权。”
此后翁文灏即闲居家中。1952年、1953年和1954年是翁文灏著述颇丰的三年。他除了作诗，并集为《击壤吟》《洄溯吟》两部诗集外，更多时间用于阅读历史书和撰写历史文章，共约近40万字。其中两篇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人类进化史纲》和《中国古代史新研》。周恩来听说翁文灏以自然科学家而热心历史研究，颇感兴趣，甚至还通过邵力子打听，翁文灏对正在进行的郭沫若和范文澜之间的学术辩论持何见解。
选举权风波之后，翁文灏欲参加工作的心情更加迫切。
6月中，由统战部出面安排，地质出版社邀请翁文灏参与该社地质书籍的编译工作。先是整理了章鸿钊的《古矿源》，后又改为翻译外国地质学书籍。翻译的书目由出版社决定，翁文灏只管在家中翻译。9月8日他收到第一笔稿费400万元(旧人民币)。
8月间，周恩来通过孙越崎，询问翁文灏是否愿意向台湾进行广播讲话，翁文灏表示乐意效劳，并且很快写好了广播讲稿。
走向新生
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在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公开刊载，翁文灏列名“特别邀请人士”。朋友们纷纷登门祝贺，翁家上下一片笑逐颜开的喜庆气氛。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回国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并曾列名第12位的战犯，成为新一届的政协委员，这也是人民政协自成立以后的头一桩。翁文灏考虑自己应在大会上有所表示。经过与邵力子商量，他决定以大会发言的形式做公开的表态。
12月2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会议期间，他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翁先生回来了，好啊，好啊。”
24日进行大会发言，翁文灏被安排在第一位。翁文灏用略带颤抖的声音，向全体委员讲述了他“投向人民的思想过程”。翁文灏说:“像我这样曾经走错政治路线的人，更须坚定决心，认真学习，用新得的认识来清除我旧日思想的遗毒。”他表示:“我很愿尽我微力，偕同各位委员，加强工作，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上，共同努力，以期早日建成强固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
因为没有其他的专业工作，也没有其他的工作单位，翁文灏实际上成为专职的政协委员。由于他有科学家的严谨态度，有多年从事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因而在政协工作中，表现出很强的议政能力，他的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常常受到行政部门的重视和好评。
“文化大革命”中，翁家受到红卫兵的冲击。
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八十二年曾经辉煌却又历经曲折的人生历程走到了终点。
翁文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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