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海的“触电”与感想 |
| 2010-01-29 作者:苏文菁 |
■苏文菁教授
结缘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文化中国》栏目、开讲“海洋英雄郑成功”、完全是“中国文化”的缘分。几十年来“比较文学”、“外国文学”是我的职业,一切似乎都与“中国文化”相去甚远。然而在我的学术视野里有两个中国文化的问题使我困惑多年:一是17世纪以来欧洲的“中国风”,欧洲的文学艺术家对带有强烈东南沿海区域色彩的中国物品的喜爱,就如我们熟悉的英国诗人拜伦,他在诗才枯竭的时候不是向欧洲人自己的诗神缪斯祈求灵感,而是认为“一杯武夷红茶”更能给他清新的思路。二是欧洲人“到东方收获财富”与欧洲各国依靠海外掠夺与殖民完成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这些在中国人的经典知识谱系里却没有些许的蛛丝马迹;明清两代都在“闭关自守”,那么,在东方的中国,是谁参与完成了人类历史的这种变革过程?
关于中国文化的疑惑只有回到中国文化本身才得到些许的解答。十几年前,因了一个小小的课题“闽籍作家与外国文学”让我开始寻找“闽”文化的独特性。想不到这一脚进去就像“爱丽斯漫游奇境”一般进入了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明中去了。这其中,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身前身后事无疑是有意义的,这不仅仅因为他们的个性、人品与智慧是中国海洋文明的代表;也不仅仅因为他们在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带有殖民性质的东印度公司的海洋角逐中捍卫了中国的海权,代表中国成为当年东亚海域的真正主人;甚至于也不仅仅因为那些与郑氏父子打过交道的欧洲各国文献中对他们色彩斑斓的描写;当然也不仅仅因为郑成功的出生地日本对郑成功的从崇拜到利用,以及郑成功由清一代从“伪”、“贼”到“民族英雄”的“蜕变”。但是,一定是这一切构成了我的知识体系中的“郑成功”。
郑成功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中华文明体系中值得去重读、反思的一个对象。特别是在16世纪以来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中国人的历史地位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这样的层面上,郑成功及其周边的那些人与事都构成了一个很好的考察案例。在上海即将开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再出发”的2010年——这是我对“世博”的认知,我们和“文化中国”一道,在上海思考关于人性、关于道义、关于忠与孝、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等,我觉得真是我个人与“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缘分。我以为与我一般知识结构的同胞大有人在,当代社会最有力量的传播手段无疑是电视媒体;我乐意将我的思考借“文化中国”与真正关注中国文化的同胞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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