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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杀死这只猴子”
2008-05-09 作者:王潇潇

    ■王潇潇

    非洲的土地为什么是红的?《血钻》里的Danny说,是战争的鲜血染红的。然而战争不是为了独立和自由,而仅仅是为了占有,占有象牙,占有石油,占有黄金,占有钻石。

    塞拉利昂正是这样一个盛产血钻的地方。在这场无关正义的混乱内战中,这个总人口仅为560多万的西非小国,有超过5万人丧生,还有450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大量不满18岁甚至更为年幼的儿童被强征入伍,他们身背枪比人高的AK47,斜挎着长长的子弹链——这些我们偶尔在报纸上看到以为天方夜谭的描述——被驱进了炮火纷飞的战场,击毙敌人,或者被敌人击毙,而后者只是迟早的事情。

    有幸被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营救并担任发言人的比亚,在他的回忆录《长路漫漫》里勇敢地披露了他在战争中的遭遇。让人惊讶的是在书的前半部分对战争如此恐惧惊慌后的他和他的朋友们,后来却是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泯灭人性的杀人不眨眼的机器。很难想象那些直白残忍令人作呕的杀人场面会出自那些如此年幼的孩子之手。而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当他们被解救送入救助中心后,原来分属“叛匪”和“军队”两派的孩子一见面就如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互相砍杀,仅20分钟就有6个人被打死,其中一个将另一男孩眼珠挖出的男孩竟成为众人推崇的英雄。

    每个人心里都埋藏着深深的“恶”,战争不过提供了一个温床,可以将这种恶滋生膨胀。就像我们很难将如今谦卑有礼的日本人与战时冷血残忍的“731”部队联想起来,也很难想象战后总在赔礼自省的德国人会是那些当年将580万犹太人送入焚烧炉的纳粹。战争是一场瘟疫,任何人浸淫其中都变得丧心病狂,无以逃脱,所有的道德准则和价值标准都会土崩瓦解。挑起战争者背负着自以为是的正义大开杀戒,而反抗者一旦被仇恨的怒火所点燃也毫不手软。可世界上的正义和邪恶果真如此界限分明吗?更多的时候,战争只不过是当权者间的权力倾轧,资源占有的你抢我夺,意识形态的互不相让。不过是少数人的利益之争,却要拉来几千万别无选择的无辜之人前来陪葬。战争中的普通人何其渺小,珍贵的生命又是如此被漠视。如同一群被命运之神拨弄的蚂蚁,失去了家人,失去了朋友,失去了信任。剩下的惟有仇恨。被救出后的比亚在联合国讲出了他的心里话:“……我当兵是为家人报仇,为了生存。但我意识到,如果我报了仇,就会杀害另一个人,他的家人也会想报仇,那样的话,你要报仇,我要报仇,他要报仇,冤仇相报永无尽头……”

    “人类的恢复力或者说是修复能力也是惊人的——只要给他一个机会,或许就会还你一个奇迹。”本书宣传语如是说。

    或许奇迹是会发生的,可是战争的阴影真的可以消除吗?

    比亚说:“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回到从前,一切从头再来。”

    被救出的比亚仍然生活在战争带来的梦魇和头痛中,以至于每次打开水龙头都会觉得是血在流淌。所幸他后来找到叔叔家可以接纳,而更多的同伴们却是在救助后重返战场。难道果真是由善入恶易,由恶入善难吗?对于那些曾经在战场上双手沾满鲜血战后选择沉默的老兵,我们是应该同情还是非议,倘若战争再次席卷而来,他们身上的“恶”是否也会被再次勾出放大?

    战争,战争,战争……战争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索马里、卢旺达、伊拉克、达尔富尔……每一次我们都以为那些血腥的杀戮恍如隔世。当神情穆然的奥黛丽·赫本抱着骨瘦如柴的索马里儿童出现在黑白照片里时,当伊拉克难民中那些痛失丈夫的妇女抱着幼儿已经欲哭无泪茫然闪现在镜头前时,我们也不过安坐在城市中作为旁观者奉献出几滴清泪。我们谴责发动暴力者的不仁不义,我们指责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办事不力,我们斥责美国那些西方国家的横加干涉,因为那些灾难与我们无关。于是论坛上80后90后们动辄叫嚷着战争来平息他们的愤怒。但他们不知道,一旦战争的野火点燃扩散,没有人可以幸免于难,人人都会下地狱。

    在书的结尾比亚让朋友外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故事:一个猎人到林中去打猴子。当他发现猴子端起枪瞄准想要扣动扳机时,猴子说话了:“你要是开枪,死你妈;不开枪,死你爸。”在他们的村子里,人们每年都把这个故事讲给孩子听一遍,然后要求做出回答:“如果你是那个猎人,你会怎么办?”

    比亚说他七岁时就找到了一个答案,但从未跟别人说起过,因为怕母亲伤心。“如果我是猎人,我必定开枪杀死那只猴子。这样的话它就再也不可能把其他猎人置于同样的困境中了。”比亚们为战争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是,我们帮他杀死这只猴子了吗?

    作者伊斯梅尔·比亚

    《长路漫漫》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