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博览 北大往事 2008-03-28 作者：     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即将来临之际，《寻找北大》(钱理群主编，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通过36位北大校友的叙述，挖掘北大生活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追忆北大生活中的一些人、一些事，希望重逢一份让人温暖的情绪，挽留一种正在消逝的大学精神。     洪子诚:“严”上还要加“严”     上世纪70年代初在江西“五七干校”的时候，互相起绰号成为一种风尚。给黄修己先生起的绰号是“雄辩胜于事实”。这并不是说黄修己不尊重事实，而是强调他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口才，能言善辩。严家炎先生的外号其实不必费事，他的名字本身——“严加严”，或“盐加盐”——就已足够。不过，黄、严两位先生的这两个绰号都没有流传开来，或是太长，或是读音上不能和原来的名字区分，虽说“严加严”很能概括严先生的性格。     但是严家炎不久便获得一个绰号:“老过”。“老过”是过于执的略称。50年代过来的人，许多都知道《十五贯》这出昆剧。剧里的知县过于执，在审理熊友兰、苏戍娟一案中，不做调查，不重证据，凭主观臆测，就要拿熊、苏二人问斩。“过于执”当时成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代名词。称严先生“老过”，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绰号其实含义颇为复杂:既有执着、认真、严谨、严肃的成分，也有固执、迂、认死理、难以说服的因素。严先生应该知道这个称呼不都是在表扬他，但他也不生气，总是微微一笑。所以，“老过”很是流传了一段时间。     说到这个绰号的根据，可以举个小例子。有一天，我们班去挖稻田的排灌渠。由于严先生一贯的认真、细致，便被委以质量检查员的重任。到了中午，我们各自负责的一段相继完成，准备收工吃饭。这时，“老过”拦住了我们，说是有许多质量不合格。他的意思是，水渠的“渠帮”按规定应该是45度，可是有的只有四十二三度，有的又快50度了。一边说，一边用三角尺量给我们看。他说的倒是事实。但是，又不是在造飞机、做导弹，要那么精密做什么？更主要的是，个个都累得够呛，饥肠辘辘，一心只想快点回去吃饭。便七嘴八舌来说服他。任凭你人多势众，不管说出天大的理由，他纹丝不动，坚持要返工。看见我们不想动弹，他自己便干了起来。我们本来理亏，无奈只好也跟着干。看他从远处铲来湿土，修补坡度不够的部分，还用铁锹拍平，抹得光可鉴人，不由得又可气又好笑。水一来，还不是冲得稀里哗啦的！     我和严先生是同事，但不在一个教研室，交往其实并不很多。有时单独谈些问题，却不都以愉快告终。原因主要是，我虽然也教书，也做“学问”，但是对“学问”什么的，不很认真，也不是看得很严重。这样，处理起来就有马虎、随意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失误也就难以避免。这必定和一丝不苟的“老过”发生矛盾。记得第一次见他的面，是1958年读大二的时候。当时在“大跃进”，轻视古典、蔑视权威，是那时的潮流。虽说我们古代文学史只学到两汉，现代文学还没有开课，也已经有足够的胆量去集体编写戏曲史和现代文学史。严先生当时在中文系读研究生，指导我们年级的现代文学史编写。有一天，把我叫到中文系资料室，批评我写的郁达夫、叶圣陶两节的初稿，材料看得不够，不少评述缺乏根据。我当时虽然没有说话，却颇不服气，忿忿然地想，都什么时候了，还“材料”、“根据”什么的。1988年在北戴河，也有一次不很愉快的谈话。我们都在一个“文学夏令营”里讲课。一天傍晚在海边散步，谈起“文革”期间郭沫若写的《李白与杜甫》。我说，郭的立论，明显是呼应、迎合毛泽东尊李抑杜的。严先生立刻反问，有什么根据？有材料吗？我顿时语塞。我一直认为这是个理所当然的推断，要什么“根据”和“材料”？！便争辩起来，而且相当激动，接着便沉默不语。当时在一起的还有诗人任洪渊。他一定很不满意:本来，吹着海风，看海浪拍岸，多好；这不，把诗意破坏得荡然无存。     严先生在现代文学研究上的贡献这里不用多说。当然，他的有些学术观点，我也不很赞同。譬如对姚雪垠的《李自成》的赞誉，譬如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评价。其实，严格说来，我不是怀疑他对金庸武侠文学史地位的设定，有疑义的是那种评述的方法。虽说金庸的武侠被人誉为沟通了雅俗，填平了“精英”和“大众”的鸿沟，不过，用那样的“过”于严肃的心情、态度，用那样的“写实小说”的成规作为尺度，来对待、品评这些小说，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至于我自己，因为金庸的多部作品总是看了开头就看不下去，所以在评价上并无发言权。但我总记着严先生在北师大演讲时说的话:金庸小说读不下去，说明你有心理障碍。好在家里有金庸全集，而我很快就要退休，会有充足的时间来面对自己的心理，调整、检查在阅读习惯上的偏见。     严绍盪:我的老师们     年轻的一辈常常困惑，他们正在寻找的富含在北大这个神圣躯体内的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本领”和“力量”究竟是什么呢？它们究竟存在于哪里呢？五十年北大生存的经验告诉我，构成这种“生命之力”的，是许许多多北大生活的“碎片”，它们组合在一起，造就了我的一生，对我的人生与学识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永远在记忆中，作为自己的生命之源。     我在北大认识的第一位教授就是我的专业主任魏建功先生。1959年当我们这些新生到学校不到一周的时候，魏先生到32楼来看望大家。在102室那间住着12位同学的凌乱的房间里，魏先生和我们围坐一起。当时，魏先生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院士)，传闻中据说先生有12个头衔。在我们的心目中，魏先生是巍巍乎赫赫乎仰之如泰山般的权威。一见面，先生竟是这样地和蔼可亲，他方正慈祥的面容，亲切的笑容，平和的讲话，使大家顿时觉得眼前的权威竟如自己的父辈一般。后来我在学术界生活，终于明白了真正意义上的“权威”，实在是最没有架子而朴实无华的，那种说话拿腔拿调端着架子自以为是“权威”的，其实都是些“空心萝卜”糟糠得很。魏先生问过我们20余名同学的中学背景后，慢慢地介绍我们考入的北大这个刚刚建立的古典文献专业的来龙去脉。原来的“招生介绍”上说，“经高等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设立古典文献专业。这是我国首次建立的培养又红又专的中国古文献研究整理人才的专业学科”。可是魏先生讲的却与“介绍”上说的有点不同，他说当年蔡元培先生51岁到北大担任校长，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从1917年开始，北大的文理法三大学科筹办研究机构。1921年建立了“研究所国学门”，由沈兼士先生出任主任，先后聘请刘半农、黄侃、陈汉章、钱玄同、沈尹默、马裕藻、马衡、胡适、林语堂等为导师。魏先生说，“我就是他们的学生，今天各位就读的‘古典文献专业’，其实就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直接继续”。这一下大家觉得眼界突然开阔了，原来，我们并不是“全国第一次”，也不是“全国唯一的”，我们只是继承着北大的学术传统在前进。这个讲话与后来魏先生在他的“文字音韵训诂学”课上授课时大凡讲一个观点必定要说它的渊源对我们的教育都是极为深刻的。     北大中文系的老教授，我的先生们当年都很有“文化的国际眼光”，与一般人意念中“掉书袋”的“文人”迥然不同。1960年大学二年级期间，我刚修完了强化班的英文，当时魏建功先生对我说:“你再去学日文吧。日本人搞了我们很多东西，将来，我们总要有人去翻动它们的。”他以中国学者的国际眼光，启示了我幼小的心灵。一位北大的一级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却亲自为一个本科生设计应该修学什么样的外语课，应该把学术的眼光投注在何处，竟是这样的亲切、平易和感人！这个设计的成果，就展现为我后来的道路。直到1971年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在未名湖边的花神庙，偶尔碰上了老系主任杨晦先生。他问了我许多事情，突然问我:“你那个日文没有丢吧，英文还能看书吗？这些将来都是有用的，最好再学点德文，外文到时方知少呀！”这个时候，杨先生还顶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可是，他瘦小的躯体内，燃烧的是对民族复兴的信念，是对中国将来走向世界的信念，也是对中文系一个年轻教师未来命运所给予的希望。     在我们三年级的时候魏建功先生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他与我们还是特别亲切，他对我们说，“前几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召见了翦伯赞先生和我，对我们说中央决定你们两位担任北大的副校长，陆定一同志还特别谦虚地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时我们才知道魏先生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任教于此，1945年台湾光复回返祖国后，他出任了台湾“国语教育委员会”主任，致力于在台湾各级学校中消弭日本语与闽南语方言教学，努力推行国语(普通话)。台湾同胞现在普遍使用国语与大陆无语言障碍地交流，最初就是得力于魏先生领导的“台湾国语运动”。1946年在组建“国立台湾大学”时魏先生又出任台大中文系第一任主任，并兼任台湾师范学院院长，为在台湾建设中华文化而竭尽全力。他本来完全可以在台湾发展自己，却在1948年底托词到上海采购器物而秘密进入北京，迎接解放，出任解放后重组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任主任。一位教授肩负民族的责任，对光明的向往，深深地震撼着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扉。     1963年五年级的时候顾颉刚先生为我们上“中国经学史”。当年的顾先生70余岁了，他是20世纪我国古史辨派学术的魁首。虽然，现在有时髦的学者提出要重新估量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观念和学术成果，胡说“要走出疑古的时代”，不管这些人现在的新闻价值如何，他们是不可能与顾先生的学术等量齐观的。顾先生多次对我们说:年轻人，聪敏，有想法，赶快把你的想法记下来，很多的想法连起来，就是论文了。写好文章，不要发表，放在抽屉里，时时读读，年年修正，有心得就补充进去，不要去赶什么热闹。他特别说:“听清楚了，25年后，再发表出来，那才是真知灼见，那才是有用的东西。”     现在的学者，假如听到顾先生这样的说法，真是要胆战心惊，很害怕了。顾先生说的“25年成功一篇文章”，时间长了点，但是，他反复表达的是人文学术的文章，既需要火花和激情，更需要积累和沉淀。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吧。这就是“锻造的精神”，让你在研究的思路上，观念上，方法上，慢慢地就“范”，你的学术的生命力、创造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升，慢慢地成熟，就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正是遵循先生这样学问不要急功近利的教诲，我用22年的时间编著成了近400万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得到学界许多的鼓励与奖掖，于我自己则觉得这是一个北大的后生多少可以告慰于前辈先生的。     叶永烈:化学系是“动手派”     我在采访我的同乡、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的时候，曾经问及，为什么温州出了那么多的数学家——世界上有二十多个大学的数学系系主任是温州人。苏老回答说:“学物理、化学，离不开实验室，而学数学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那时候温州太穷，所以我们只能选择学习数学。”     确实，实验室是化学的阵地。一进化学系，老师就教我做化学实验的技巧。比如，用煤气喷灯烧弯玻璃管而保持弯角的圆滑，用空心钻在厚厚的橡皮塞上打出又平又直的圆孔，诸如此类都是化学系学生的基本功。后来，我在五年级进入光谱分析专业，必须用车床在碳电极上车出平整的圆坑，要在暗房里熟练地把谱片进行显影、定影。可以说，化学系的学生必须是“动手派”。     大约是受到化学系这种“动手派”训练的影响，我的“动手”能力从此大为提高。不久前，当朋友见到我拿着电钻在墙上钻孔，看到家中的三个水斗以及自来水管之类都是我自己安装，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我说:“我是化学系毕业的呀。”至于电脑的修理、自己安装电脑的操作系统之类，同样是“动手派”的成果。     有一次，我在做实验时，把坩埚钳钳头朝下放在桌上，傅鹰教授走过来，一句话也不讲，把钳子啪的一声翻过来，钳头朝上。然后只问我三个字:“为什么？”我想了一下，说道:“钳头朝下，放在桌面上，容易沾上脏东西。再用坩埚钳夹坩埚时，脏东西就容易落进坩埚，影响实验结果。”他点点头，笑了，走开了。虽然这次他只问我三个字，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我不论做什么实验，总是养成把坩埚钳、坩埚盖之类朝上放在桌上的习惯。后来，就连烧菜的时候，取下锅盖的时候，也总是朝上放在桌子上。     化学实验室里辟有专门的天平室。所有的天平都安装在坚实的大理石桌面上，即便汽车从化学楼附近驶过也不致使天平抖动。每架天平都安放在一个玻璃柜里，使用时只拉开一扇玻璃。我总是屏着呼吸秤样品，以免吸气、呼气使天平晃动。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各地急需一批化验员，以分析铁矿石的含铁量、煤的含硫量。化学系师生奉命前往各地举办化验员训练班。才念二年级的我被派到湖南去。在山区、在农村，哪里买得起高精度天平？“动手派”出奇招，想出巧办法，用一根钢丝就解决了问题:先在钢丝的一端挂了一块砝码，弯曲到一定的程度，画好记号。然后把样品挂上去，同样弯到那个记号，就表明样品的重量跟砝码的重量相等。如此低廉简易的工具，精确度并不低于化学楼里那些昂贵的天平。